0%

智慧型领导

智慧型领导:爱智求真、溯本求源

智慧型领导,核心思维特征是爱智求真、溯本求源。

民国时代科学家丁文江说:

科学是教育和修养最好的工具,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

这段话,很好的描述了智慧型领导的风格。

顶尖的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领导者往往在这个层次。例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华为创始人任正非、SpaceX和特斯拉的老板Elon Musk。

类推思维 vs 溯本思维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个时代,只有很少的人,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财富,推动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

而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往往与大多数人有本质性的差异。理解他们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对于我们自己的成长,有巨大的帮助。

在一次对Elon Musk的访谈中,Musk谈到了他思考重大问题的方式:First Principles Thinking。

关于这个词,我翻译为溯本法,与之对应的是Analogy(类推法)。

所谓溯本法,简单的说,就是从追溯到事物最基本的原理/法则,然后以之为出发点进行推导的思维方式。而所谓类推法,就是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是如何如何,所以我也要如何如何。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可以说只会用类推法思考。股市上涨,隔壁老王都赚钱了,我一定也要进去啊。然后这拨人往往就是被收割的韭菜。万众创业O2O红火,于是我也要做风口上的猪,大势一变就重重跌到地上。

一个领域的复杂性越高,因果关系越不明显,能够把握本质的往往越少。类推多数人的做法,通常你也就只能得到平均的结果,而按照定义这就是「平庸」(泯然众人)。

股市上的平庸通常就是做接盘侠,情场上的平庸通常就是被发好人卡。

Elon Musk成立了SpaceX,来实现火星移民的目标。

在一开始,他想要直接购买运载火箭,发现价格大概是6500万美元。觉得太贵了。

然后他们开始开脑洞,想要从俄罗斯购买旧的洲际导弹,再加以改造。

2002年,Elon Musk和几位同事在莫斯科,拜会俄国官员,希望用八百万美金,购买两枚洲际导弹。俄罗斯拒绝了他们的报价,要求每枚导弹八百万。

由于价格超出了期望,Elon Musk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应对。

在返回机场的出租车上,马斯克把自己准备好的电子表格给同事看。这份表格包含了用于建造,组装和发射火箭所需材料费用的详细数字,还有火箭的各种理论性能值,按照他的计算,可以实现比现有市场价格更低的成本发射小型卫星。如果俄国人不愿意砍价,那就自己干。

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更倾向于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物理学教会我运用第一性原理思维去推理,而不是用类比的思维去推理。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性原理究竟是什么。火箭是由什么制成的?航空级铝合金,再加上一些钛、铜和碳纤维。然后我会问自己,这些材料在市场上值多少钱?结果发现,火箭原材料的成本大约是火箭价格的2%。

为了革命性的降低成本,高度实现火箭的可回收利用,而不是一次性使用,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途径。于是特斯拉开始在火箭可回首技术上发力。

Elon Musk为了实现火星移民的目标,决定自己制造可回收火箭,导致SpaceX在商业上,进入了卫星发射市场。

他们基于溯本思考,自己制造火箭,研发火箭回收技术,导致他们在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具备了强大的竞争优势。这样也为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第一性思考

First Principles Thinking(第一性思考、溯本思考)这个说法,并非Elon Musk的原创,而是源于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说:

在任何一个系统中,存在第一性原理,是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也不能被违反。

智慧型领导者,会基于某个领域的第一性原理,建立起自己的认知体系。

溯本思考:巴菲特与索罗斯的投资哲学

巴菲特的投资逻辑,是典型的基于「第一性原理」的建构。

他关注的核心点,是对「股票投资」本质的认知。

他认为「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股票价值就是企业未来业务价值」。从这一本源出发建立他的投资思维体系。例如他的护城河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从业务层面出发,而非从股票市场层面出发。

所以巴菲特,并不大关心短期股市波动。

另外一位知名投资者,乔治·索罗斯,也是典型的基于第一性原理,来建构他的投资哲学的。

但他所寻找到的「第一性原理」,跟巴菲特不同。

巴菲特是从「股票投资」这个概念,寻找这方面的本质。而索罗斯,则认为投资决策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从逻辑思维「决策质量」角度,建立他的投资逻辑。

他的投资理念中,那个「第一性原理」,概括的说,是基于观点的判断难度的理解(证实难于证伪):

  • 证实一个观点是正确的,相对是很难的(证实很难)
  • 证实一个观点是错误的,相对是容易的(证伪较易)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证明「天鹅都是白的」是正确的,那通常需要找到所有的天鹅,一一验证。

而如果我们要证明「天鹅都是白的」是错误的,那么只要找到一只其它颜色的天鹅,那判断就成立了。

很多金融分析师,他们是收集各种信息,建立各种模型,提出观点预测未来。希望通过正确的判断去赚钱。

然而,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是非常复杂的体系,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哪怕是你收集了非常多的信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

归纳推理,从特殊到普遍的那个推理,本身就很难严谨。

反过来,发现和证实现有的体系中,什么东西是错误的,相对是容易的。

换句话说,我们最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领域,是发现别人、系统的错误。

所以索罗斯的投资逻辑,不是尝试去穷尽收集信息、建模去作出正向的正确判断,而是去狙击市场上的错误。

例如他经典的狙击英镑之战。

当时欧盟成立,英国为了保持独立性,虽然没有进入欧盟,但是宣布英镑和欧元挂钩,建立联系汇率。

然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控制汇率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

如果英国央行要建立联系汇率,那么必须在其它方面作出巨大让步,而这是英国无法承担的。

一个反例能证明英国的错误就行了。这就给索罗斯指明了投资的方向。

粗略的说,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演绎逻辑三段论。

  • 大前提: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控制汇率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
  • 小前提:英国宣布英镑和欧元挂钩,建立联系汇率
  • 结论:英国央行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

在股票投资领域,证实很难,难在归纳本身很费力气,比如你要调研大量信息,而且哪怕费了那么多神,归纳逻辑本身,从特殊到普遍的推理是不严谨的;而证伪容易,因为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啦,或者证伪容易利用演绎逻辑的严谨性。

当然,即使明确了这一点,如何操作谋利,依然是需要各种工作。但无论如何,从投资决策角度,索罗斯的第一性原理,已经大大缩小了他做决策时的选择空间。他只需要聚焦于挖掘市场上的错误,而非建立自己的正向预测体系,后者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反过来,大多数股民,经常要做各种正向预测,例如因为什么利好啦导致哪个板块要涨啦等等。而且貌似他们对自己的决策信任度不错。

如果是索罗斯巴菲特,也跟大多数股民那样频繁买进卖出。我敢打赌,他们对自己决策的信心,绝对没有股民们那么高。

因为他们更清楚,作出高质量的判断决策,是很难的事情。你要天天换股票,还能保持对每个选择有好的判断,几乎是不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从「第一性原理」,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如此重要。因为如果你的「第一性原理」,是把握本质的,那么就很少会变化,这样你的逻辑体系,相对就容易以不变应万变。

而像大多数投资者,他们的逻辑体系,是基于各种快速变化的事物的,比如股价。这样就疲于奔命。

自由与责任

今天主流意义上的西方文明,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两希文明」,两希,是它的两个重要来源:第一个是希腊罗马(希腊哲学、罗马法律)、第二个是希伯来(基督教和犹太教)。

在西方文明中,「自由」这个理念,占据了关键的位置。相比之下,传统的中国文明,则并不关注「自由」,而是强调「和谐」。

那么,为什么「自由」在西方文明中,举重轻重呢?这跟社会的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古代的希腊,沿海一带,发展出了商业社会,海洋文明。跟其他地区,有很多海上贸易来往。

要展开贸易,就需要有契约。而契约有效的前提,是立约人是独立自主的,有权立约。也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也有能力承担责任。

这样的人,也就是「自由人」。他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动,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有相关的能力来承担责任。

在这里,自由是权力、责任与能力的平衡。而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像开车上路,首先要学驾驶,获得驾照(确保有能力开车,能承担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责任),要强制买保险(确保出事了能承担责任)。有了这些,才有开车上路的权力。脱离责任、能力谈权力,往往是灾难。

在希腊罗马社会中,跟「自由人」对应的,是「奴隶」的概念。

罗马人对「奴隶」的解释是「无法自主掌控自己命运的人」。奴隶没有对国家的权力(例如无法投票选举官员),也没有对国家的责任(无需纳税)。

反之,公民(自由人)对国家有权力,同样对国家有责任,例如交税、服兵役。凯撒曾经鼓舞他的士兵说:「诸君是罗马公民」。意思是,你们对国家是有责任的。

意志自由与理性自由

那么,到底人如何能得到自由呢?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概念:意志自由与理性自由。

所谓意志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而这种自由,有一个问题,就是表面上看上去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背后常常却是不自主的。

例如十年前,上海满大街都是LV的包包。女人为什么都要买LV包包呢?很多人是因为觉得自己不买就没面子等。

那么,到底她们买包,是「自由选择」,还是不自由的呢?

再比如双十一,那些剁手党,都是自己下的单,他们真的就是「我想买就买了」吗?还是很大程度上被商业社会的消费观念塑造的结果?

再例如,股市里各种韭菜,他们进入股市、买进卖出,都是自己的操作,他们是「自主」的操作吗?有多少人是受到市场情绪和自身情绪的操控?

希腊人认为,要想自由,就需要把握真相、看透事物背后的规律,从而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判断。

这种自由叫做「理性自由」。

在圣经里说「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真相让你自由)。

在雅典文明辉煌的时代,中国正是春秋时代,百家争鸣。

在诸子百家中,庄子的思想,倾向于高度的追求自由。

希腊人推崇「理性自由」。他们认为,要了解真相,就需要有智慧。爱自由追求自由,就需要爱智慧追求智慧。

在《庄子·养生主》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说庖丁杀牛十九年,一把刀依然锋利,像新的一样。为什么呢?庖丁说「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也就是把握了牛的脉络,于是「游刃有余」。

同样的,这也是说掌握了真相,你才能得自由。

从这个角度,追求真相,本身是一个人成为自由的人,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爱智慧

希腊哲学,是西方文明中,科学和人文思想的重要源头。而哲学的英文philosophia,由两个部分组成:philo-sophia。philo的意思是爱,sophia的词源意思是智慧。

所以「哲学」这个词的本义,是爱智慧、追求智慧、追求真理。

谈到爱智慧,就要谈到苏格拉底。

这两年知识付费兴起,网上各种知识付费的内容。

其实知识付费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古希腊的雅典,就有一群人,靠传授各种知识技能(例如辩术)来赚钱。

这批人被称为「智术者」。就跟今天一样,哪里有快钱赚,哪里就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而苏格拉底认为,神给他的使命,就是启迪青年的智慧。所以他经常跟青年交流,而且是用免费的形式。

爱智慧,看重的是探索知识、追求真理本身的价值和乐趣。而智术者,以及学习智术的人,核心动机,则是知识、技能带来的其他收益,例如赢得辩论、赚钱等。

这种「功利导向的教学」,和「爱智精神的教学」的对立,一直到今天,依然普遍存在。

应试教育,是典型的功利导向的教育。为什么要学数学呢?因为要考试,要升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上好的学校呢?因为将来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例如找好工作。

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一直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没多少知识。

然而有人求卜于神,问「谁是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神回答「没有」。

于是苏格拉底真的去拜访了一些,在希腊被人们认为所谓有智慧的人。最后他调研的感想是:「哎呀,原来我真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啊」。

为什么呢?苏格拉底的大意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我都是不懂的,而那些所谓的智者,他们觉得自己很牛逼什么都懂,其实只是懂得自己那一小块,所以我已经比他们更有智慧了」。所以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几千年过去了,苏格拉底这个结论,放到今天貌似也同样成立。人们普遍的自以为是,缺乏自知之明,对自己能力边界有清晰的认知的,已经算是智者了。

这就像巴菲特做投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

苏格拉底是西方文明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而华夏文明史上,这个角色是孔子。

他们俩,大致生于同一年代。

孔子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

从这个角度我们反观色狼型领导,他们往往就缺乏对能力边界的清晰认知,往往对自己缺乏可信度的判断,充满信心。

克服问题 vs 根除问题

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 克服问题
  • 根除问题

水的阻力,是影响船速的关键因素。

那么如何加快船速呢?

大多数人就想,我们可以用流线型船体、摩擦系数更小的涂料,这些都是在克服问题。

还有人想,既然水的阻力是阻碍船速的关键因素,那是否能根除水的阻力?

顺着这个思路,人们发明了气垫船。它的原理,是用气体把船托离水面,这样彻底根除了水阻力影响,因此革命性的提高了船速。

今天我们到各个景区,通常高速旅游船,都是气垫船。

色狼型、好人型领导者,习惯于克服问题。而智慧型领导者,则更擅长于根除问题。

关系的智慧:从追求到吸引

回顾1.0和2.0领导的模式:

  • 色狼思维:过度自我、强力推销
  • 好人思维:服从规则、满足要求

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也会意识到问题。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持续呢?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面临根本性的关系问题:吸引力不足。

而要克服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更加卖力的追求。

无论是好人还是色狼,其实在关系中都处于追求状态。只是色狼激进,好人内敛。

对客户缺乏吸引力,客户没有强烈的购买渴望,就要么强力推销,要么各种满足要求拉近关系想要搞定。

对员工缺乏吸引力,员工没有强烈的工作热情,就要么命令控制,要么拉近关系讨好从而拉动员工干活。

色狼型和好人型领导,尝试去用「大力追求」解决「缺乏吸引」的问题,走上了高成本、低收益、伤自尊的道路。

例如工作对员工吸引力不够,员工摸鱼,色狼型老板就想着制定各种流程、管控各种环节,甚至有公司连进卫生间都要刷二维码统计时间。这跟员工斗,真的能斗出什么好结果么。

而面对这个问题的智慧,是从根本上解决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创造出强烈的对人的吸引力。

智慧型的组织管理者,往往围绕某个核心原则,开始建立了他们的体系。

例如比尔盖茨,他在打造微软的时候,核心理念是「人是最宝贵的资产」,围绕如何发挥人发展人,打造了一套赋能体系。

再比如任正非,他的核心思想,是「奋斗者文化」,要让奋斗者成为承担责任、拥有权力和获得收益的人。

最终他们打造的公司,都在某个程度上,成为了对特定群体有吸引力的所在。

但要全面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在4.0层面实现对人的感性的高度理解和影响。

愿力与洞察力:理性精神的情感动机

很多人对「理性精神」有种错觉,觉得高度智慧的人,是摒弃了情感因素,就像机器人一样思考,才会做到高度理性。

其实真相恰恰相反,一个人的理性水平,是建立在情感的富足之上。匮乏情感也就很难理性。

建立洞察力,以及在高度挑战的领域出类拔萃,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有巨大的挑战,而支持人们去克服挑战的,是强烈的情感动力。

这种动力很多时候是「我喜欢我想要去了解」,牛顿发现三大定律并不是因为能出名赚钱,而是他要想知道。甚至跟胡克等科学家的PK,也可能是重要的动机来源。

顶尖的学生,他们有那种对学习的热爱。看到难题的兴奋感、想要去探索钻研,很少去思考这个最后能考多少分。

智慧型的领导者,他们往往对「探索真相」这事本身就有热情,有钻研的兴趣。

最后他们有所大成就的领域,往往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爱好、热情、兴趣。是他们把情感、精力都注入的事物。

恋爱情感+理性逻辑,最后才会孵化出3.0的领导者。

巴菲特从小就喜欢赚钱和研究投资,他给大学生做个一个讲座,里面说「年轻时做你喜欢的事情,否则就像把性生活攒到晚年用一样。」

Elon Musk有段时间同时参与三家公司的管理:特斯拉(电动车)、SpaceX(航天)、Solaris(太阳能)。

可能你觉得他精力太分散,涉及业务太多,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可能恰恰相反。

Elon Musk曾经用火箭把他的跑车送上了太空,跑车上放了两套科幻小说。其中一套是《银河帝国·基地》。

《银河帝国》系列一共有15本,作者前后写了二十多年。这套书,描绘了很久以后,人类在银河系发展的故事。甚至人类都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起源到底在哪里了。

书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当时地球居民和一些移民外星系的人,有很大矛盾。有外星系的人,阴谋想要破坏地球,让地球产生强烈的核辐射,从而让人们无法在地球上生存。

当时,有非常高智能的、以保卫人类为使命的机器人,侦测到了这个阴谋,并尝试阻止。然而到最后,这个机器人却放弃了它的阻止行动。

它的理由是,看到人类在地球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进取心。让地球的辐射逐渐升高,逼迫人类开拓新的空间,才是正确的事情。

这套书写的非常棒,我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一边我得出一个结论,Elon Musk今天做的事情,很大程度是他的头脑里有一个具象的画面,让人类成为一个多星球物种。这个画面,很大程度来源于科幻,加上他自己的充实。

而人类要成为多星球物种,第一步要走向火星。

走向火星,不可能使用石油能源,而是要用太阳能。那就也不能使用燃油汽车,太阳能可以方便的转化为电能,因此电动车才是火星选项。要把人类送上火星,就需要航天技术。

这样看,Elon Musk所投资和管理的公司,业务清晰明确,围绕的「第一性目标」,就是走向火星。

这件事情非常艰难。

Elon Musk的传记写到,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的压力非常大,每天晚上醒来枕头都是湿的。

什么东西支持你,在无比艰难的时候往下走呢?即使你看到了最终的那个画面,可能过程依然是挑战重重。

你需要强烈的情感。

这里很多人对洞察力有另外一个迷思,就是觉得一旦有了洞察力,啥都搞定了。

这要看情况,

有些时候的确如此,但另外一些时候,有了洞察力,可能才是第一步。

就像共产党说「十月革命一身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带来了洞察力,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革命就胜利了。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要去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还要去摸索,还要去战斗,各种脚踏实地的工作,无数人的流血牺牲。

夏明翰写过一首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成就大事,以及人的突破性成长,有两个因素:「主义真」和「决心大」。

主义真,是洞察力,代表了真理、代表了规律、代表了人心。而决心大,是愿力,是人们的强烈情感。「砍头不要紧、还有后来人」,这代表了决心,还是千百万人的决心。

这两者,相辅相成。

有些时候,决心源于喜欢,就像科学家的探索。有些时候,决心源于责任,就像夏明翰的牺牲,在那个暗弱的年代,他站出来,为国家承担责任。

无论是喜欢还是责任,最终往往都有热爱和激情。

过去一百年,中国最牛逼的创业团队,当推共产党。共产党创业的核心三人团队,朱毛周,他们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权力。然而决定承担起这份责任,形势艰巨,怎么办呢?那就去学习、实践、思考。

他们的文章,有大量的思考,对形势的分析,然后在高质量的洞察基础上,提出行动的方案。

例如朱德写过一篇《论抗日游击战争》,上来先澄清概念、讨论本质:

抗日游击战争,这已经是传遍全国的一个新的名词。有不少的人在议论它、研究它。书局里出版了许多书籍论述这个问题。许多爱国人士、民族英雄,已经在把它付之实践,例如东北的人民革命军(1)、义勇军(2)。晋西北、晋冀察、山东、河北、绥远(3)以至上海的郊外,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以上这些事实指给我们,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予以深刻的研究,实为必要。

抗日游击战争,它为什么会自然地而且广泛地发动起来?这种战争的实质是什么?它应该有个什么正确的定义?

事实告诉我们:抗日游击战争,并非谁能故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力量能够把它取消。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苏联出版的《游击队怎样动作》一书上说:”游击队是不大之武装的游击支队,当某一个领土被敌人占领时,这一支队即在该敌人后方动作。”又说:”在一切战争当中,人民或人民之某一阶级都是有充分理由来热烈仇视占领其国土的敌人,所以战争是激起人民之游击运动的。”在中国目前具体情形之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寇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不愿做亡国奴,他们或者有武器,或者没有武器,或者有军事人才,或者没有军事人才,他们不管这些条件,就在敌人远近后方或者敌人将到的作战区内自己动手干起来。或者,经过抗日政府与抗日军队,有计划地分派出正规部队担任游击的任务和组织民众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队就在这中间形成起来。它包含着各种抗日的社会成分,得到全体同胞的拥护。每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

由此可见,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敌人。

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因此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我们指明它是抗日的,以与其他的游击战争分别开来;我们指明它是大众战或民兵战,以与正规武装部队的战争分别开来。

但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与抗日正规军的战争有着区别,这两者之间也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存在。一方面,抗日游击队当它长大起来,或者几个游击队集中在一起时,也能作较大规模的战斗;另一方面,正规军队,只要它与群众有着很好的联系,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它也可以分派出小的甚至相当巨大的部队,进行游击战争。

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种形式和一个阶段。

朱德的这个论述,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概念,和抗日战争全局的联系分析得很清楚,后续再讨论怎么做的问题。

这是高层领导者做的事情:建立洞察力。

类推思维的人,关注how。而溯本思维的人,首先关注what & why,在理解本质之后再研究具体操作方法。

今天传媒鼓吹这个老板那个老板的很多,你回头去看一下共产党三人组一百年前写的文章,就会发现,大多数领导,真的是思想水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