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应该是教育家
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被自己的身份认知决定。
在前一章「亲密关系分析与发展」中，我们谈到，要有高水平的亲密关系分析发展能力，你需要站在「顶级伴侣」的身份认知角度，去思考和实践。
要建立对教育关系的洞察力，首先你需要明确一个身份，那就是每个人包括你，都应该是一位教育者。
最基本的层面，你需要为自己的成长发展负责吧，那你就是自己的教育者。
而作为领导者，你很大程度还需要承担起教育团队、组织成员，帮助他们成长的责任。
如果你是家长（注意家长也是一种类型的领导者），显然你还需要承担娃的成长责任。
进一步讲，你还需要在教育领域做的出类拔萃，至少是实现高水平的自我教育。也就是说，你的身份，应该是一位教育家。如此才能支持自己和他人的高度成长。
本章，将会带你进入教育家的视角，来进行教育关系分析与发展。
成功与成长
今天的教育，既远远不能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也远远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这里的教育，包括各种形式，例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商业教育、自我教育等等。
甚至，教育很大程度，已经不能称之为教育了，只能称为功利教育。
学生为了考试分数、高等学校入场券而读书；企业中层为了拿文凭和结交人脉去读MBA。
鲸鱼不是鱼，功利教育也很难说是教育。
真正的教育关注的是长期的成长，而功利教育关注短期的成功。
教育，要以人的高度成长为核心。
教育者自身的成长困境
我对教育产生强烈的兴趣，是从2004年开始。
当时我在微软团队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一个顶尖的精英教育环境，我在微软的第一年，每周都觉得自己在高速的成长。
在微软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教育可以真正的实现推动人的高速发展，而非枯燥的填鸭式课堂。
这种感觉，是让我对教育产生兴趣的原因。
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和实践，如何做出高度发展人、推动人们实现高成长的教育。
然而在当时，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当我以「人的高度发展」为导向去进行教育实践，发现就像在打一个游戏，开场地图基本上是一抹黑，需要靠自己一个一个的去探索地图、研究科技树。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资源，例如各种各样的书籍，各种各样的现实教育。但对比我在微软得到的成长，我就知道大多数水平是不够的。
从起点上，我已经比绝大多数人要高很多了。至少我见过什么是「高度发展人的教育」，尽管那是在微软公司，不是学校。但教育本身就不是局限于正式的学校。
给我的感觉是，从「人的高度发展」的角度来说，我看不到一条清晰的主线，指导我有效的去实现「高度发展人的教育」。
随着我的学习实践，感觉是我在地图上探到了一片片区域，然而并没有看到全局。
就是很有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
而这也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志在赋能于人，成为高水平教育者的我，也需要更多的去摸索、研究、实践，持续的进行整合，解决自己作为教育者的成长问题。
人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心智成长
几年前，我跟一位朋友聊天，问他在子女教育上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他说：「心智健全」。
我问他：「那怎么做到呢？」
他当时坐在办公室靠椅上，听到我这个问题，后仰靠到椅背上，双手抱到脑后，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知道呀」。
他看到了人的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没有解决方案。
那么，到底什么是心智呢？
初略的说，可以把它理解为心态和智慧。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评估心智水平，可以从六个指标入手。
- 心态：高主动性、高责任感、高价值感、高安全感
- 智慧：高理性智慧、高人性智慧
如果一个人在这6方面优秀，那么往往他已经具备了出色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实现持续进步。
因此，要打造高度发展人的教育，核心在于能否实现这些要素的系统升级。
两种类型的心智模式
在现实中，上面的6个因素，往往是互动的。要么良性协同发展，要么彼此拖后腿，导致成长的瓶颈。
最终，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种心智模式：依赖心智与自由心智。
| 依赖心智 | 自由心智 |
|---|---|
| 盲从规则 | 掌控规则 |
| 低主动性 | 高主动性 |
| 低责任感 | 高责任感 |
| 低价值感 | 高价值感 |
| 低安全感 | 高安全感 |
| 低理性智慧 | 高理性智慧 |
| 低人性智慧 | 高人性智慧 |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教育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出后一种心智模式。
我们前面谈到的4个层次的心智水平，是对这两种心智模式的细化。
| 版本 | 名称 | 类别 | 特征 |
|---|---|---|---|
| 1.0 | 色狼心智 | 依赖心智 | 过度自我、强力推销 |
| 2.0 | 好人心智 | 依赖心智 | 服从规则、满足要求 |
| 3.0 | 理性心智 | 自由心智 | 理性洞察、爱智求真 |
| 4.0 | 完整心智 | 自由心智 | 感性洞察、深谙人性 |
色狼心智和好人心智，是依赖心智的不同表现。
而理性心智，是建立在正面心态，和理性智慧之上，是自由心智的基本形式。
完整心智，在理性心智基础上，还有高度的人性智慧，是自由心智更完整的、进阶的呈现。
整体来说，自由心智的人，是非常少的。
而且，这样的人往往有群聚效应。
2004年我进入微软公司，给我的震撼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团队中的同事，更偏向于理性心智模式，有热情、有高度的主动性和责任感，聪明敏锐有洞察力，善于分析问题、推动事情。
还有杨老师这种在完整心智层面的异类。
在此前的人生中，我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近距离接触到一个这样水平的人和组织。
而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心智水平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对我自身的心智升级，也是提供了基本条件。
掌控规则 vs 遵循规则
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除了生产力最低下的原始社会，通常都有大众群体和精英群体的差别。
大致来说，精英群体是领导者，大众群体是跟随者。
领导者掌控规则，跟随者遵循规则。
2004年，我在微软。有次员工会议，有几位同事问老板：
请问公司给我们什么样的职业路径？我们将来会是怎样的前景？
杨老师听不下去了，站出来说：
我觉得大家的提问，是有问题的。应该是说「我准备朝什么方向发展，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希望公司给我什么样的支持。」
前者，是把自己的职业路径，寄希望于公司的规划。而后者，则是自己做自己职业的主人，规划自己的道路。
这件事情给我的触动很深。
因为那时候的微软，招聘策略是招前1%的聪明人，员工素质很高。即使如此，在职业发展这样的人生重大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被动跟随的状态，缺乏主动性。
这其实就是依赖心智的体现。
后来我决定离开微软，探索在教育培训领域的发展。
当时我跟一些猎头聊了聊，咨询一下他们的看法。
普遍的回答模式就是「根据你以往的职业经历，我觉得你将来应该做什么职位。那么为了做那个职位，你应该在微软再待一年，这样简历更好看，否则将来的人会怀疑你为什么只在微软呆了一年多。」
其实他们的思路，就是「因为现在招募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这样的，比如这个职位就要干两年，那个职业再干三年，中间不能间隔超过3个月哦，否则雇主会怀疑你的稳定性。」
本质上，就是建议你在现有的成熟的职业路径上，规规矩矩的往前走。
规则都定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按步就班的遵循规则。
高主动性掌控规则，低主动性遵循规则
虽然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依赖心智和自由心智的差异，但这种思维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例如我当时寻找一些教育机构，尝试找到一个符合我理想中的教育，希望进入这样的地方学习。
然而都没找到。
而且我发现，哪怕名气如雷贯耳的教育机构，他们干的事情，其实大多数都是只是培训。
跟我想象中以发展人为导向的教育，都不在一个路线上。
2007年，我进入职业培训行业，得到了第一个客户：保时捷。
有次我在一家保时捷中心，休息区的屏幕上，在播放费迪南德·保时捷（保时捷创始人）的一句话：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找到梦想中的汽车，所以我决定自己创造。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简直是醍醐灌顶。
对呀，没有，我们可以自己造嘛。
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主动创造，这本身就是高度主动性的体现。
从教育的角度，我们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教育，但是可以创造它。
从人生的角度，我们没有找到可以套用的人生路径，但是可以创造自己的人生。
也就是，要制定自己的规则，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观点里。
我当时就清晰的意识到，我以前很多时候，还是被依赖心智主导，所以想要找到一个现成的榜样，跟着来。
我当时，把费迪南德·保时捷的话，套了一遍：
一直以来，我没有找到我想象中的教育，所以我决定自己打造
那个时间点，我下定决心，成为一个创造者。
如果用我今天的思维来反思，这不是挺正常吗，没有就自己创造。
为什么我在20多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深层次的循规蹈矩呢？
多数人的强依赖性
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那就意味着依赖性强。
从2011年开始，我在知乎上写了很多求职和成长类内容，大概有几十万字了。
到今天，我都陆续收到各种私信，例如咨询职业发展类的。
其实其中很多内容，我都写过回答以及发表过专栏了，但上来的很多人，根本就是没看过我写的那些东西，可能顺着一个回答就来提问了。
比如我专门写过一篇《职业选择时如何有效获得帮助》，讲如何有效提问，以便别人更好的帮助。
然而看给我的私信，几乎没有人读过我的专栏文章，提问质量低下。
而反过来，我自己如果要寻求他人的帮助，通常会把别人的内容都读一遍，先理解，在此基础上再针对性的提问。
因为做功课是我自己的责任，别人只是来帮助我的。
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人普遍的依赖性，很被动、缺乏自己的责任担当。
我以前做恋爱课程，帮助学员发展情商建立长期关系。
前面我大概上了一百来堂案例课，几乎各种常见问题都讨论了，也是结合案例让大家学习理解知识。
有位学员，有次转发给我一篇新闻，问我「老师，这个案例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怎么看？」
注意那时候我已经各种案例都分析过啦，让同学们结合实际进行思考，带回课堂讨论。
我就问她：「你怎么看呢？」
没有回音了。
后来又有一次，同样的学员，又发来一个新闻，问我怎么看。
我就跟她说：「案例讨论课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掌握知识，发展能力，老师是支持大家学习的，不是代替大家学习的。从学习角度，更好的策略是你先分析一下这个案例，把你的心得分享出来，大家再讨论交流，这样更能进步。」
她说好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她这种首先是思想上的依赖，希望听别人的看法，但是又没有自己的思考。那我讲再多，也没什么用。
而因为她缺乏自己的思考、学习，那么能力低，价值感和安全感就容易差，这样就更容易有依赖性。
我从2004年开始教育实践，要说对传统教育最大的不满，就是在传统教育体系下，普遍塑造出了依赖心智模式的人，依赖性很强，因此难以持续自我发展。
那么，为什么传统教育体系，会塑造出依赖心智的人呢？
而怎样的教育，才能发展出心智水平高，具备高主动性责任感，能够持续自我健康成长的人呢？
这就涉及到两种类型的教育：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
教育模式与成长的天花板
在我的教育经历中，持续的遇到不同的人，他们也有对教育的热情，聪明、有行动能力。
然而即使如此，我发现我们的努力，和我们期望的结果（实现人的高度发展），往往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为什么会这样呢？
整体来说，存在两种类型的教育：
- 大众教育
- 精英教育
这两种教育，培养的方向是不同的：
- 大众教育培养跟随者
- 精英教育培养领导者
从体系上说，高质量的精英教育，才能塑造出自由心智，发展出有高度主动性责任感、高度智慧的人。
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大概就是「要听话」。
而家长表扬小孩，就说「这孩子很听话」。
只有对跟随者，听话才是一种表扬。
所以我们看大多数教育者，其实他们本能的，就是把教育对象，定位为跟随者。
而这个定位，已经决定了教育的上限。
最糟糕的是，往往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潜意识的定位。都没意识，那也就无从改变。
大众教育，无论多么优秀，它的体系就决定，往往塑造的人是低主动性、低责任感、低智慧的，也就是依赖心智主导。
这就像再拉风的汽车，也不能达到几千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而这个世界上，高水平的精英教育，非常少，哪怕是所谓哈佛这样的精英名校，用上述的标准，其实很大程度也只是大众教育的加强版。
我们往往也是在大众教育的体系中，熏陶出来的。自身的心智水平，就存在基本缺陷。
所以我们的能力、见识往往也是存在天花板，做出来的教育，通常最终也在大众教育的范畴中，注定了难以实现人的高度发展。
两种教育的差异对比表
鉴于培养目标的不同，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在运作上，有根本性的差异。
| 大众教育 | 精英教育 | |
|---|---|---|
| 培养目标 | 培养跟随者 | 培养领导者创造者 |
| 心智发展 | 形成依赖心智 | 发展自由心智 |
| 能力侧重 | 训练熟练技能 | 发展高度智慧 |
| 激励方式 | 外在激励主导 | 内在激励主导 |
| 主动性/责任感 | 低主动性责任感 | 高主动性责任感 |
| 管理理论 | X理论 | Y理论 |
| 责权能定位 | 限权限责限能 | 赋权赋责赋能 |
| 教育组织模式 | 团伙型工厂型组织 | 知识型创新型组织 |
| 关系模式 | 管教型关系 | 赋能型关系 |
技能与智能
有两种类型的能力：技能与智能(智慧)。
- 技能：熟练度驱动
- 智能（智慧）：洞察力驱动
搬砖是一种典型的技能。技能的提升通常比较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熟练度上去，你的效果也就会上去。所以对于技能提升，努力常常容易看到直接的、明显的效果。
而智能这个东西，努力和能力提升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所谓的智能，它的基础是对规律的把握、问题的分析判断、策略的制定、高质量的决策。一个人是否有高度的洞察力，看透事物的本质，能做出高质量的判断和决策，决定了它的智能水平。
例如人际关系能力，我们需要知道面对什么人，他是什么状态，现在他想要什么，讲什么做什么会激发对方的兴趣，能让人舒服。这些背后需要对人性的了解、对心理的阅读、对需求的把握、沟通的策略等等。不是每天都跟人打交道，就能自然的更上一层楼。所以很多人跟人打交道一辈子，水平还是非常低。
需要说明的是，智能是基于技能之上的。例如要有出色的人际关系，至少你讲话发音要能让人听懂把。讲话发音是技能驱动的，通常熟练度上去就OK。
大众教育培养技能，精英教育发展智慧
对于跟随者，在能力方面的核心要求，是技能熟练。
例如对于工人，要求就是能够熟练完成操作。
所以培养工人，相对就比较简单，基本动作熟练就好了。
而领导者，就不是技能熟练的问题，而是要有高度智慧，能够把握复杂事物背后的真相，作出高水平的判断和决策。
因为对核心能力要求的不同，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也就有了不同的核心关注点：
- 大众教育：关注技能培养
- 精英教育：关注智慧发展
我们看学校教育，往往老师的重点就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不会就多刷题，「熟练了就好了」。
怎么能考上高一级学校呢？
把各种题型都拉出来弄熟。
核心就是刷熟练度。
这就是技能导向的训练。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很多老师只会教刷题呢？
因为大多数老师，也是大众教育出来的呀。他们经验中的能力培养，就是刷熟练度。
表妹的数学补习
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有表妹在读高二，于是乘着假期，我帮她补习。
她那段时间还在补课，下午才回来。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问她每天补课都在干嘛。
她说主要是做试卷，我就说那你试卷中的错题做几道给我看看。
她做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
我发现，她在做题的时候，有好几次会停顿比较长的时间，或者是改来改去。比如在分式化简的时候，就会犹豫、涂改。
做完了三道题，我叫停然后问她：「你觉得你错在哪里」。
她就指着正确答案对我说，本来是这个，我做错了。
我就问她：「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不出来了。
我继续问：「你做题的中间，有几个地方停顿了，知道是再哪些地方吗？」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就跟她说，「你在分式化简的时候，比较犹豫，中间还改了好几次。虽然有些时候勉强做对了，但说明这个知识点你没有掌握。」
分式化简这个知识点，是初中的内容。到高二了，她还是没有掌握。同样的，还有其他的欠账。
她努力吗？挺辛苦的，大春节的，每天早上都还要早起去补习。
补习班，每天都发几张卷子让大家做，然后对答案。老师还要批改答案，也挺辛苦。
然而，他们真正思考，把握真相了吗？貌似没有。
从战术层面来讲，表妹做了一道题目，还是没搞清楚，到底这道题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例如我看她做题，在诸如分式化简这样的基本点上，哪怕是停顿犹豫涂改，也会认为很可能是问题（不牢固）。而她虽然做了很多题，却缺乏复盘反思。
从战略层面来讲，如果她基本的初中知识点掌握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在补习的阶段，还全面刷题。
而是应该重点训练，把这些最基本的点掌握好，再往前走。否则一方面成绩难以提升，另外也是耗费自己的时间在这些基本点上。
How、What、Why
技能导向的训练，核心关注点是How（怎么做）。
例如工人，关注的就是怎么操作。
刷题导向的老师和学生，关注的就是这道题怎么解。
而智能导向的训练，核心关注点首先是What和Why，也就是理解事物的运作规律，然后才是基于对本质的理解，建立How（如何解决问题）。
我表妹，每天都在刷题，对答案，对了之后按照正确解法做一遍。
然而对于What和Why，她很少思考。
反过来，我跟她补习，其实我的核心关注点，首先是建立对事情的理解。
例如她到底怎么做题的，这个过程中间表现出什么特征（例如停顿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例如特定知识点的不熟悉）。
在充分理解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制定有效的策略（例如应该首先集中火力，补初中薄弱环节），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连What和Why都没搞清楚，那个How，就很可能是低效的。
这正是今天，绝大多数人的状况。
而有智慧的人，恰恰相反。
比尔盖茨每年的书单，很大部分，都是关于事物如何运作的。
而大多数人，则是想要上来就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
搞熟和搞透
大众教育关注技能，往往急于搞熟，比如大量刷题、各种死记硬背。
而精英教育关注智慧，那就需要搞透，把事情真正弄明白理解透彻。
我表妹上补习班，每天都是不同的试卷，各种刷。
而我对她补习，3个小时，我让她做了3道题目，观察她怎么做的。然后我们讨论了其中两道题目，从她到底是如何做题的过程开始。
首先建立起她对自己解题过程的观察、反思。
数量驱动 vs 质量驱动
如果你的关注点是发展技能刷熟练度，那么通常就会导致数量驱动的教育。
因为数量多，就熟练了呀哈哈哈。
所以老师天天发新试卷，让大家刷。
然而如果你的关注点是发展智慧，建立洞察力，那就通常要导致质量驱动的教育。
因为单纯的数量，跟洞察力是两回事情。
就像结了二十次婚，不代表婚姻能力出色，有对关系的洞察力。更可能是相反。
而学生要刷那么多题，往往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
所以我做教育，从来不关注让人刷熟练度。道理很简单，刷熟练度这事，是个人都会做，甚至是条狗都会啊，不需要我去专门关注。
我关注的是，怎么把事情搞透。而且，是让学生怎么能搞透。
要解决本质问题。
而且，就从表妹的案例，数学来说，每道题目的解法，需要我去给她补习吗？
这些解法都是公开的，有各种信息。
更何况那么多题型，我帮她补了这个补那么，我要累死了我，也没那么多时间。
我真正需要做的，是教会她学习和思考，发展她的基础智慧水平。
例如如何分析自己的思维过程，如何建立知识体系，如何有效寻求资源。
我帮表妹补习的时候，中学生涯都过去十多年了，然而看她做一道题目，就能快速发现她的问题，应该采取的学习策略。
而她自己、甚至估计她的老师，往往难以看到真相和发现解决方案。
这种水平差异，是「技能驱动」和「智能驱动」的根本差异。
解决已知问题的能力 vs 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
有句话说，教育就是忘掉所有教过的东西，还能留下什么。
技能驱动的大众教育，关注的是解决已知问题。
如何应对考试呢？把所有题型都找出来，做熟练。
然而从我中学开始，我就意识到，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大多数题型背后，都是那些知识点和思维方式。如果你真的把基础掌握了，没必要各种题型全部刷，足以举一反三。
在大众教育中，老师的目标是：「你们题型都见过、都熟练了」。
其实在学校里，一流的学生，也并非是这样的。他们很大程度，能够搞定没见过的题目。
这背后，是基础智慧的强大。
技能，往往只能解决已知问题；而智慧，才能解决未知问题。
但这样的人，并不是大众教育体系擅长培养的。
大众教育：点错的科技树
从「实现人的高度发展」角度，大众教育模式，点错了两个科技树的选项，导致生产力低下。
第一个歪路，就是前面所说，走上了技能驱动的路线，忽略了智慧的发展。
而第二个歪路，则是在激励层面。
在教育运作中，激励机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看待激励机制：
- 正面激励 vs 负面激励
- 内在激励 vs 外在激励
这两个维度，形成了一个矩阵。
我们都知道，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以正面的内在激励为主导。
例如学神，学习不是为了考多少分，而是因为有好奇心和探索欲，想要掌握知识，体验学习的乐趣。
这种乐趣带来的主动性，就是典型的正面、内在激励。
再比如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内在的成长动力。
在这个区域，是人们的主动性责任感，在驱动他们。
这也是高水平的精英教育，一个基本特征：推动学习者发展的，核心是自我的正面内在激励。
精英教育体系，则是打造出一个环境，服务和孵化这种内在动力。
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这样的教育。
前几天我跟一个企业大学的校长聊天，因为最近疫情，他们的培训转向了线上。
他说因为没法面对面沟通，学员动力成了很大问题。他们想了各种办法，例如上课可以换积分，积分可以换奖品。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做法，内在正向激励不足，尝试用外部的正向激励来弥补。
这条路开始看上去可能有用，然而很容易走到死路了。
如果学员是因为积分而学习，那么如果将来你没有积分呢？
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会给出错误的反馈，让教育者把精力放在取悦人，而非发展人上。
本质来说，这种外在激励，是一种贿赂。贿赂很容易让人忽略真正的价值创造。
同样的道理，小孩成绩考试好了，家长就奖励，这里面的逻辑，也有问题。
因为学习是小孩的责任，一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精英教育的理念中，这是自然的事情。
但是在大众教育的理念中，往往习惯于外在激励。
我们看很多家长，经常问小孩「老师表扬你了吗」，从精英教育角度，这也是糟糕的做法。
家长经常这样问，其实在强化小孩对老师的依赖性，把老师作为外在激励来源。
久而久之，小孩往往会因为老师对他们的态度，来定义自己的学习。例如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认同。
独立的人 vs 依赖的人
在精英教育的理念中，受教育者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是自己的领导者。
对这样的人，学习的核心动力源于他们的内驱力。
因此激励体系上自然是要以内在激励驱动。
而大众教育的理念，受教育者是跟随者，是缺乏主动性责任感的，因此必须要以外部的激励，来推动对方的学习。
而当教育者以外部激励为主导驱动人的时候，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对方的依赖性。
弱者认知 vs 强者认知
有次在中学生家长群里，有妈妈在问「老师说我家娃这次考试很差，怎么办啊，我怎么鼓励安慰娃呢？很急，各位亲有什么建议吗」
然后就有妈妈们回复说「你真棒，鼓励她很棒将来肯定能考好的」之类。
然而从这个妈妈的提问，映射出很大的问题。
考试差，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一定需要急于鼓励安慰呢？
这意味着，妈妈认为小孩心理上是有很大压力，是难以应对这个局面的。
其实这是一种「弱者认知」，认为自己娃难以有效处理情绪。
反过来，如果妈妈觉得，这事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自己小孩可以处理好（强者认知），那么就没那么焦虑，也不用急于去安慰。
当小孩考试回家，妈妈就急着安慰「你很棒将来肯定可以的」，这看上去是正向的外部激励。
然而在潜意识里，妈妈传达了另外一层意思：你不行的，考砸了不能面对，需要赶快安慰加血。
本质上，这就是在说对方是个弱鸡，需要保护。
这两个消息其实是矛盾的，表面语言说你行你棒，潜意识说你不行。
而潜意识层面的沟通，往往要比意识层面的沟通影响更大。
我以前进入微软公司不久，遇到客户的一个案例，问题很难，我感觉没有信心。
我就去跟经理说：「这个案例很难，我们需要专业的人来处理」。
意思就是，我觉得自己不够专业，缺乏信心，有点怕。
觉得自己是弱鸡。
然后经理的回答很妙：「所以我们招了你呀」。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有点飘哈哈哈，老板你这么看重我啊。不对，可是我还是搞不定啊。
经理就把我的mentor叫过来，一起讨论，这个案例应该怎么处理，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
这样我就定心了。
这一点，也是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键差异。
- 大众教育：认为受众是弱者（主动性低、责任感差、缺乏潜能）
- 精英教育：认为受众是强者（主动性高、责任感强、有高潜力）
有趣的是，这两者最终会自我验证。如果你把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当弱鸡，往往就会成功培养高依赖性的弱鸡；如果你把人当强者，最后才能培养出内心强大的人。
管教式教育：限权限责限能
如果你认为受众是很弱的、缺乏主动性责任感、没智慧，那么应该如何教育呢？
这就往往导致了管教式教育的登场。
既然受众缺乏主动性责任感，难以自我驱动去学习和成长，那么教育者，就需要给他们制定规则，让受众执行。
于是在这样的模式中，教育者掌握了支配性的权力，而学习者往往只要听话完成任务就好了。
中小学教育体系，普遍的就是这样的操作模式。学校规定了几点上课、几点下课，今天要学什么东西、做多少作业。
学生没有什么决策权力，只能被动的服从安排。
有些学生可能早就懂了，但是对不起，你还得乖乖的听课，布置的作业一个都不能少。有些学生可能拉下来，新的课根本听不懂，但你也不能自己先去复习前面的，而是还得强行听。
这就是典型的对待弱鸡的做法，你不行，所以不能你说了算。
既然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没有权力，那也就难以有主动性责任感了。毕竟学习都是被安排的，就像包办婚姻一样。
所谓主人翁责任感，那前提是自己要说了能算，有权力。
在这种体系中，学生承担了执行的责任，然而却没有决策的责任。例如到底应该如何学习更有效，选择什么样的教材和学习方式，是自学还是听课…..
既然学生日常缺乏对决策责任的承担，那么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发展智慧的机会。因为智慧往往跟战略性分析、判断、决策密切相关。
学校关注的重点就是刷技能。
这样整体而言，模式就是三个限制：限权限责限能。
在管教式的教育体系中，教育者并没有发展学习者的多少能力。然而教育者往往又很忙很累，因为他们很大部分精力，要花在人的管教上。
这种管教，一方面是因为学习者能力低，所以教育者要操心更多。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管教式体系，学生内在激励往往欠缺，因此要施行大量的外在激励。
比如监督是不是按时完成作业了呀等等。
而且，这种外在激励措施往往还有反作用，比如引起逆反心理、不安全感。结果管教者就更多的花精力在管教人上，而不是发展人上。
管教式教育：把驯化人放在发展人之上
鉴于持续的进行外部激励，也是有高成本的。
为了长期管教方便，通常在管教式教育体系中，倾向于把人高度驯化成跟随者，被动的不加思考的听话服从命令。
这样很大程度，管教行为就可以低成本高自动化运作了。
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学校教育，很多时候学校的管教，单纯从教学角度是缺乏意义的。
例如小孩写字一定要按照某些鸡毛蒜皮的要求，写的工工整整。
这些形式上的要求，很大程度在驯化人，让他们学会听话。
这种管教运作下来，一个普遍的后果，就是塑造了心智低下的人。
当一个人长期被安排行事，而非基于内在驱动运作，他的依赖心智模式，往往也就形成或者强化了。
在强管教的环境中，出来的人往往是主动性低、责任感低、依赖性强，缺乏判断和决策能力。
在有些情况下，这种会逆向表现出来。例如有些青少年，跟父母故意唱反调。
其实还是一种高依赖性的表现，无非是换了个方向。
放纵式教育：放纵权力与欲望
在大众教育体系中，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模式，就是放纵式教育。
这种模式往往跟「给孩子自由」联系到一起，但背后是伪自由的概念。
例如部分家长，从小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教，感觉缺乏自我。于是自己做了家长之后，可能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是过度纵容小孩。
我看有很多亲子教育的书籍，尤其是国内女性作家写的，往往她们会讲说孩子是伟大的，重要的是要给孩子自由，让他们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只要爱孩子给他们自由陪着他们，孩子自己就会很好的成长。
这种书籍往往情感泛滥、理性欠缺。本身他们的流行就证明大众教育的一个问题：难以培养人的理性精神。
这里问题在于，这些「教育专家」，以及家长，把自由等同于放纵了。一味的给小孩权力，想干吗就干吗。小孩有什么欲望都可以满足。
真正的自由，是以责任和能力为基础的。比如你要想开车，首先要学驾驶考驾照，确保有上路的基本功。没有能力，你也承担不了责任，多了个马路杀手，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对社会负责。同样强制买保险，这样万一出事可以有部分赔偿，这也是承担责任。
如果所谓的让孩子自由，变成了小孩想干嘛就干嘛。最后小孩没有能力，缺乏责任感，也很难说有多大自由。
自由，是权力责任和能力的平衡。
要让小孩有高度的自由，那就需要从责任、权力和能力，三方面推进。
这也就是精英教育的模式。
精英教育模式：赋权赋责赋能
精英教育，是帮助人真正的发展、实现高度自由的教育。
精英教育体系，是将受众看作强者：有主动性、有责任感、有高度的潜能。认为学习者是自己学习和成长的主人，他们拥有对自己学习的关键权力，也承担对自己学习的主体责任。
而精英教育的核心任务，在于为学习者的学习和成长，提供高水平的赋能服务。
这样一来，赋权赋责赋能，就成为了精英教育的基本运作方式。
举个例子，我们想象一下，用精英教育的方式，来教育中学生。
跟传统的管教式教育不同，我们赋予他全局的对自己的学习责任和权力。也就是他可以自己决定是自学还是来上课，如果在学校里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上课、到底学什么内容、用什么进度。
如果这些权力完全给小孩，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显然这更加考验他的能力，同时也考验和家长和教育体系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中的家庭和学校，不再是一个强制管理学生的工厂，而是可以提供强大资源的服务组织。
例如到底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是最有效的呢？如何快速帮助小孩建立一个整体的学习认知，让他可以做出一个高质量的学习战略设计。
再比小孩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和资源？是不是要有个强大知识库，包含了各种知识点和题目，既能看到知识体系的整体脉络，又能精确定位到具体的知识点，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产生精准的训练题目。是不是可以快速评测，帮助小孩精准定位自己的知识掌握状况，从而有效帮助他做出学习决策。
对于家长和学校而言，听到这种做法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如果小孩可以自己选择，为什么他们还要学习呢。
好啦，问出这个问题，意味着今天，小孩学习的激励来源，并不是以内在动力为主导，而是强制管理的结果。这正是大众教育体系的问题所在。
另外，小孩一开始可能并没有能力去实现高度自主的学习，也就不能一开始完全赋予他们自主权。那么作为学校和家长，如何循序渐进帮助他们发展能力，赋予权力和责任呢？
同样的，如果小孩有了更大的决策权，那么传统强制激励方式就无效了。教育体系如何能够更有效的激发人的内在动机呢？
这些，都是对教育能力提出了高层次的要求。因此精英教育的门槛，要比大众教育高出很多很多。
但这件事情，依然是值得去做的。
因为只有高质量的精英教育，才能实现人的心智的高度发展，从而可以让人持续进步。
即使那些看上去并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精英教育的人，他们往往也是自己对自己，完成了高水平的教育。
对人和教育的信仰
有精英教育理念的教育者，支持他们的，是对人的信仰。
相信人有高度发展的潜能，才会去做高度发展人的事情。
这样的人少，然而他们对教育的热情，往往也是最强烈的。
那么这种信心，来自于哪里呢？
以我的观察，这样的人，往往他们自己，有两个特征：
- 他们自己心智水平高，有持续的成长超越自我的经历（因为自身的持续发展潜力，提供了最好的案例，证明人的可能性）
- 他们经历过高质量的精英教育，有些人是从外部系统化获取的，还有些人更多的是对自己进行了持续的精英教育（因为自身的教育体验，他们知道精英教育的可能性）
概要的说，他们有两个信心：
- 对人的潜能的信仰
- 对教育潜能的信仰
例如比尔盖茨，对高度发展人的教育很有热情。甚至他当年打造微软公司，很大程度参考了精英型学校的方式。
而他自己，是一个持续学习和成长，持续对自己进行自我教育的人。
以前微软有几个跟潜能相关的slogan:
- Your potential, our passion（您的潜能，我们的动力）
- Help people to realize their potential（帮助人们实现潜能）
- Technology empower people（技术赋能于人）
比尔盖茨是一个真正相信人的潜能的人，所以才会去做发展人的潜能的事情。
教育者，需要有对人和教育的信仰。
然而现实中，大多数人，其实是缺乏对人的潜能、教育潜能的高度信心的。
例如学校里，很多老师都觉得没办法，就那样了。
家长觉得应试教育不对，但是没办法呀。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身就需要寻求甚至创造高质量的精英教育，实现自我心智的高度成长。
这既包括对自我的教育，也包括获取外部的教育。
我写下《人性洞察力的15项修炼》这本书，开设人性洞察力训练营，也是旨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精英教育，帮助你实现自由心智的塑造。
这会是第4次精英教育革命。
精英教育的第四次革命
从历史角度看，曾经出现过，三次重要的精英教育革命。
这三次革命，分别发生在奴隶社会的希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业时代的美国。
- 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爱智精神（希腊）
- 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帝王之道（中国）
- 第三次精英教育革命：职业经理（美国）
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产生了很多思想、学术成果，一直到今天，都在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我们中学数学的很多内容，尤其是代表性的平面几何，跟古希腊人的学术探索和教育思想，有巨大关系。
遗憾的是，古希腊人的初衷，是要发展人、培养智慧。然而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基本上都是在刷题。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对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持续的文明，有重大的影响。这个革命，从高配版的「帝王之道」，在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成熟，产生了一个低配版「帝王心术」。从道到术，降级了。
如果我们看中国上一代企业家，很多人学习历史，津津乐道于帝王心术的操控人心部分。却没学到更精华的内容。
第三次精英教育，产生于美国，最具备代表性的是MBA项目（以及名义上培养领导者的EMBA）。其实严格的说，这一代精英教育，不是培养领导者的，是培养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是高配版的跟随者。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这个社会，无比需要创新者、领导者，需要更高心智水平的人。但是哪怕是代表了传统商业教育体系最高水平的MBA项目，也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对于自我成长、卓越创新至关重要的「理解人、发挥人和发展人」的人性智慧，今天的领导者们，从来没有系统化的学习过，也缺乏高水平的讨论环境。他们也很难上升到理性心智甚至完整心智的层次。
因此，我写下的人性洞察力书籍，开设的人性洞察力训练营，旨在启动精英教育的第四次革命。这次革命的主题，是「人性智慧」，实现方式，是系统化的培养领导者的人性智慧，发展出自由心智的人，并且将人组织起来，形成高水平的知识型、创新型社群。
这样一来，一个完整的脉络就是：
- 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爱智精神
- 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帝王之道
- 第三次精英教育革命：职业经理
- 第四次精英教育革命：人性智慧
为了帮助你充分理解这第四次教育革命，在本文中，首先我将会介绍这前三次教育革命，它们的背景、它们的脉络、它们的关键思想和人物。
这些将会帮助你更进一步的理解领导力和教育，从而为充分理解第四次革命打下基础。
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
本书要讨论的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发生在古希腊。
这一次精英教育革命的主题，是「爱智精神」。
要理解这次教育革命，先要从理解「自由与责任」开始。
自由与责任
今天主流意义上的西方文明，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两希文明」，两希，是它的两个重要来源：第一个是希腊罗马（希腊哲学、罗马法律）、第二个是希伯来（基督教和犹太教）。
在西方文明中，「自由」这个理念，占据了关键的位置。相比之下，传统的中国文明，则并不关注「自由」，而是强调「和谐」。
那么，为什么「自由」在西方文明中，举重轻重呢？这跟社会的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古代的希腊，沿海一带，发展出了商业社会，海洋文明。跟其他地区，有很多海上贸易来往。
要展开贸易，就需要有契约。而契约有效的前提，是立约人是独立自主的，有权立约。也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也有能力承担责任。
这样的人，也就是「自由人」。他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动，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有相关的能力来承担责任。
在这里，自由是权力、责任与能力的平衡。而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像开车上路，首先要学驾驶，获得驾照（确保有能力开车，能承担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责任），要强制买保险（确保出事了能承担责任）。有了这些，才有开车上路的权力。脱离责任、能力谈权力，往往是灾难。
在希腊罗马社会中，跟「自由人」对应的，是「奴隶」的概念。
罗马人对「奴隶」的解释是「无法自主掌控自己命运的人」。奴隶没有对国家的权力（例如无法投票选举官员），也没有对国家的责任（无需纳税）。
反之，公民（自由人）对国家有权力，同样对国家有责任，例如交税、服兵役。凯撒曾经鼓舞他的士兵说：「诸君是罗马公民」。意思是，你们对国家是有责任的。
意志自由与理性自由
那么，到底人如何能得到自由呢？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概念：意志自由与理性自由。
所谓意志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而这种自由，有一个问题，就是表面上看上去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背后常常却是不自主的。
例如十年前，上海满大街都是LV的包包。女人为什么都要买LV包包呢？很多人是因为觉得自己不买就没面子等。
那么，到底她们买包，是「自由选择」，还是不自由的呢？
再比如双十一，那些剁手党，都是自己下的单，他们真的就是「我想买就买了」吗？还是很大程度上被商业社会的消费观念塑造的结果？
再例如，股市里各种韭菜，他们进入股市、买进卖出，都是自己的操作，他们是「自主」的操作吗？有多少人是受到市场情绪和自身情绪的操控？
希腊人认为，要想自由，就需要把握真相、看透事物背后的规律，从而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判断。
这种自由叫做「理性自由」。
在圣经里说「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真相让你自由）。
在《庄子·养生主》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说庖丁杀牛十九年，一把刀依然锋利，像新的一样。为什么呢？庖丁说「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也就是把握了牛的结构脉络，于是「游刃有余」。
希腊人推崇「理性自由」。他们认为，要了解真相，就需要有智慧。爱自由追求自由，就需要爱智慧追求智慧。
爱智慧
希腊哲学，是西方文明中，科学和人文思想的重要源头。而哲学的英文philosophia，由两个部分组成：philo-sophia。philo的意思是爱，sophia的意思是智慧，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追求智慧、追求真理。
谈到爱智慧，就要谈到苏格拉底。
传说苏格拉底的太太，是一位悍妇。苏格拉底为了锻炼自己的性格，娶了他老婆。
有次苏格拉底的学生去找他，他太太正站在二楼，大骂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下了楼，突然哗啦一声，他太太从楼上泼了盆水下来，把苏格拉底淋了个透心凉。
学生惊呆了，然而苏格拉底却若无其事，说：「雷鸣之后，果然是大雨倾盆」。
这两年知识付费兴起，网上各种知识付费的内容。
其实知识付费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古希腊的雅典，就有一群人，靠传授各种知识技能（例如辩术）来赚钱。
这批人被称为「智术者」。就跟今天一样，哪里有快钱赚，哪里就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而苏格拉底认为，神给他的使命，就是启迪青年的智慧。所以他经常跟青年交流，而且是用免费的形式。
爱智慧，看重的是探索知识、追求真理本身的价值和乐趣。而智术者，以及学习智术的人，核心动机，则是知识、技能带来的其他收益，例如赢得辩论、赚钱等。
这种「功利导向的教育」，和「爱智精神的教育」的对立，一直到今天，依然普遍存在。
应试教育，是典型的功利导向的教育。为什么要学数学呢？因为要考试，要升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上好的学校呢？因为将来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例如找好工作。
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一直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没多少知识。
然而有人求卜于神，问「谁是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神回答「没有」。
于是苏格拉底真的去拜访了一些，在希腊被人们认为所谓有智慧的人。最后他调研的感想是：「哎呀，原来我真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啊」。
为什么呢？苏格拉底的大意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我都是不懂的，而那些所谓的智者，他们觉得自己很牛逼什么都懂，其实只是懂得自己那一小块，所以我已经比他们更有智慧了」。所以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几千年过去了，苏格拉底这个结论，放到今天貌似也同样成立。人们普遍的自以为是，缺乏自知之明，对自己能力边界有清晰的认知的，已经算是智者了。
这就像巴菲特做投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
思想助产术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引导别人掌握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他并不灌输知识，而是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思考、探索。
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因为他承认自己无知。这种方式一般被称为「苏格拉底的讽刺」。
举个例子，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皆是苏问，欧答)：
问：虚伪应归于哪一类？
答：应归入非正义类。
问：偷盗、欺骗、奴役等应归入哪一类？
答：非正义类。
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哪些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
答：不能。
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了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
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
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骗自己士兵说援军马上就到，从而鼓舞起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
答：应算是正义的。
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下去了，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
答：应属于正义类。
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
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
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
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前面的案例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在沟通中，抓住对方概念的薄弱环节、矛盾之处，通过提问激发对方进一步思考，澄清概念。如果一个人没有严密的逻辑、周全的思考，很容易被这种提问问倒。
精英教育的难点：高度赋能
苏格拉底的这种对话式交流，重点在于激发思考、启迪智慧。
对比今天的学校教育，学校往往急于快速的灌输知识、刷熟练度，而不是培养学生思考、探索的习惯。
这就是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一个核心差异：精英教育要聚焦发展智慧，而大众教育更关注培养技能。
大家都知道发展智慧好，但是很少有学校做好的，为什么呢？
精英教育，是高度赋能于人的教育。而要实现高度赋能，往往就需要更高的水平、更好的资源。
例如苏格拉底，忙死忙活，还要保证质量，能跟多少人聊天启迪他们的思考呢？而工业化的填鸭式教育，却可以在千万上亿级别上，进行输出。
精英教育之所以难，难在需要高度赋能。
苏格拉底的申辩
苏格拉底被人控告，罪名是「蛊惑青年」。
那时候的雅典，审判采用陪审团制度，从公民中抽取人，作为陪审团。
当时苏格拉底如果认罪，就可以获得轻判。然而苏格拉底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你们这些陪审团的人啊，最喜欢看到人忏悔、向你们请求宽恕。这样你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就心满意得的宽恕人了。
然而，苏格拉底却不愿意服软。他觉得这种诉诸人的情感来影响审判，本身就是对公正的亵渎。
可以想象，他在法庭上陪审团的嘲弄，对人的情绪有什么影响。
最后，苏格拉底被陪审团投票，判定有罪。最终判处死刑。
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只有神知道」。临死还不忘开启一下群嘲。
《苏格拉底的申辩》，是西方文明史上的名篇。而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苏格拉底之死，引出了人类社会，一直以来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精英和大众的关系问题。
作为社会精英，想要启迪青年智慧的苏格拉底，被一人一票、由民众组成的陪审团给投死了。民众有审判的权力，却未必有能力做出高质量的判断，民主到底是有效的制度吗？
而大众和精英概念，延伸到教育领域，就出现了两大类别的教育：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
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初中数学的内容，没什么用，除了应试没啥用，买菜又不需要平面几何。
这件事情真正的矛盾在于，九年义务教育，本质上是面向大众的教育。而初中数学的内容，很大部分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培养精英用的：爱智慧、学会思考、探索真理、追求理性，这些是典型的精英型的能力。
义务教育体系的矛盾性在于，人类的精英教育理想（一个人不仅仅是谋生，还要学会思考
有洞察力），和教育生产力低下的现实矛盾（难以实现面向全民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普及型的大众教育）。于是本来用来启迪智慧，激发思考的数学，变成了刷题应试的枯燥活动。
柏拉图学园：大学的原型
苏格拉底一生，并未留下著述。
他的一些对话，因为弟子柏拉图的整理，从而流传下来。这就像孔子的语录，被弟子整理成「论语」一样。
不同的是，柏拉图一方面梳理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如「苏格拉底的申辩」。另一方面，又在著述中，借助苏格拉底这个人物，阐述自己的观念。例如「理想国」，就借苏格拉底之口，谈柏拉图的政治理念。
柏拉图出生于富裕的贵族家庭，早年有政治理念。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审判处死，柏拉图由此对雅典政治制度绝望，开始了游学生涯。
大概在他四十岁左右，柏拉图返回雅典，创建了自己的学校：柏拉图学园。这是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中世纪西方大学的前身。
据说在柏拉图学院的门口，写着「不学几何者，禁止入内」。
为什么柏拉图，这样重视几何呢？
柏拉图之恋
柏拉图认为，有两种类型的世界：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
物质世界是不完美的，物质世界的关系也是短暂的、变化的，不代表终极真理。
而在观念世界中，关系才是永恒的，代表了真理。例如在数学世界中，1+1总是等于2，三角形的内角和总是180度。
只有在纯理性（观念）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永恒的知识。
柏拉图留下一个名词「柏拉图之恋」，其实本质上，他讲的不是性爱，而是对永恒的真理的热爱、追求。
那么如何来实现对真理的追求呢？
柏拉图认为，在数学世界中，概念不依赖于经验而有实在性，是追求理性、真理的途径。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
整个算术和计算都要用到数。
是的……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学问，它有双重用途：军事上的和哲学上的。因为打仗的人必须学习数的技巧，否则他就不知道如何布置他的部队。哲学家也要学，因为他必须跳出茫如大海的万变现象而抓住真正的实质，所以他必须是个算术家……
因此这是可以在立法上可以适当规定的那种学问。而我们必须竭力奉劝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学习算术，不是像业余爱好者那样来学，而必须学到他们唯有靠心智才能认识的数的性质那种程度。也不像商人和小贩那样，仅是为着做买卖去学，而是为了它在军事上的应用，为了灵魂本身去学的，而且又因为这是使灵魂从暂存过渡到真理和永存的捷径……
我的意思是，算术有很伟大和崇高的作用，它迫使灵魂用抽象的数来进行推理，而厌弃在辩论中引入可见和可捉摸的对象。
另一段是讨论几何概念的：
你是否也知道，他们虽继续利用可见的形象并拿来进行推理，但他们想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类似于这些东西的理想形象……但他们力求看到事物本身，而这只有用心灵之目才能看到。
数学学习的两个层次
柏拉图把数学学习，分为两个层次。
初级的层次，是实践性的应用。例如商人和小贩做生意，军事上排兵布阵。
而高级的层次，则是哲学上的应用，用来训练思考、追求理性，探索真相。
柏拉图关注的教育，是针对「自由人」的教育。这里他所关注的自由人，重点在于有资产的阶层。也就是依靠资产就能生活，不需要每天干活的。因此就排除掉了奴隶、手工业者。
自由人要在高级层次上，也就是追求理性、获取智慧、赢得自由。
跟柏拉图处于同一时代的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抽离掉时代背景，从古到今，整体来说，大众群体更加「劳力」，而精英群体更加「劳心」。
与此对应，大众教育更偏向于技能，精英教育更偏向于智能。
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觉得「初中学什么几何证明，没啥用」。其实在古代，大多数人，根本没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探索数的性质、研究几何的证明，那是给有产者学的，作为大众群体，会认几个字会算几个数就行了。
像几何这样的内容，进入面向全民的义务教育体系，是人类教育的重大进步。它背后的教育理想，是认为「人应该思考」，而非「统治者应该思考」。尽管现实的执行打了各种折扣，这个理想本身，是光辉的。
自由四艺
柏拉图的教育理念，在于让教育帮助人发展智慧、获得自由。
那么，为了发展智慧，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呢？
柏拉图认为有4个科目：算术、几何、音乐、天文。
这里要说一下，我们今天说的算术，其实是arithmetic的翻译。
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
古希腊人说的arithmetic，其实更偏向于今天的数论。研究数的性质、关系，例如质数和合数，而非单纯的计算。它是一门更看重研究、逻辑推理的学科，而非关注计算技能的学科。
在柏拉图以及很多希腊精英眼里，计算这种技能，更多的是小贩之类手工业者、以及奴隶要掌握的。精英需要思考。
而「算术」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例如《九章算术》。在中文的含义中，偏向于计算。
这两者，差别很大。
柏拉图是怎么看待这四门科目的呢？
援引WikiPedia上的内容：
音乐教育比其它教育重要的多，它可以陶冶心灵，使性情得到调和，其原因是节奏和乐调有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算术不仅能训练人的计数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
学习几何是因为军事上安寨扎营、测量作战阵地和编队布阵需要初步的几何学知识。学习天文能设想和把握人的肉眼不能追逐的天体运作，从整个宇宙中发现和谐的美和完善。所以，他认为算术、几何和天文的真正价值在于唤起人对宇宙奥秘的思考，发展和完善人的思考能力。于是，柏拉图将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理论四门课程列入教学科目，并在教学活动中广泛传授。
这四门科目，柏拉图称为「liberal arts」，自由之艺。后来被人称为「自由四艺」。
智术三学
前面讲苏格拉底的时候，我们谈到，当时雅典有两种类型的教学者：
- 智术者：关注知识的实用性，传授实用技能，获取利益导向
- 爱智者：热爱追求真理、获取自由，自我修养导向
苏格拉底，以及他的学生柏拉图，是爱智慧的思维。
当然，这里要说起来，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所谓「自由人」，本身经济政治上地位比较优越。例如柏拉图家族，本来就是大地主。
苏格拉底貌似生活条件一般，但也不是奴隶之类的底层。
在雅典民主城邦政治中，有强烈的辩论、演讲、说服方面的需求。因此，针对这方面的需求，智术派主打三个科目：雄辩术、修辞学、文法。
这三个科目称为「智术三学」。
博雅教育
柏拉图的四艺，后来和智术派的三学，逐渐合并到一起，孵化出中世纪基督教学院的「自由七艺」。
直到今天，美国有很多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种类之一。
这种文理学院，通常以本科教育为主，规模小而精。在教育思维上，注重全面综合教育，强调发掘学生的思维潜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人发展， 其课程设置以基础学科为主，涵盖艺术、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门类， 以此来区别于以职业培训或科学研究为导向的综合性大学及各种专业学校、技术高校。
而「liberal arts」这个词，在中文被翻译为「博雅教育」。对这个翻译，我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觉得非常的优雅，某种程度上也非常切题。
但另一方面，「博雅」这个翻译，似乎跟「自由/解放」又有很大的差异，容易让不理解本源的人造成误解。就跟算术的翻译一样。
大体而言，博雅是形式，而自由/解放是实质。
柏拉图：赋能精英教育
如果从精英教育的意义上讲，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爱智精神，又做出了创新。
苏格拉底没有固定的教育场所，柏拉图建立了固定场地的学园。
苏格拉底用精神助产术，来1对1的对话。而柏拉图，开始设定了学习的科目，希望通过音乐、几何、算术、天文的学习，来提升人们的智慧。
同时因为固定的学习场地、科目，学习社群的建设，也就向前推进了。
上述这些措施，为「爱智者」的学习，进一步赋能了。
吾爱吾师柏拉图，吾更爱真理
柏拉图有一个学生，叫做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讲过一句话，说「吾爱吾师柏拉图，吾更爱真理」。
如果理解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爱自由爱智慧追求真理」的理念，那么，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了。
亚里士多德，真正贯彻了「吾更爱真理」这句话，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早期科学家、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非常广泛，包括了诸如：
- 自然世界：宇宙、物理、动植物、化学
- 思维世界：逻辑学、形而上学
- 人类社会：伦理学
- 艺术：美学
亚里士多德在上述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提出了宇宙运动的模型，创作了逻辑学的著述。他的著作加起来，简直就是当年的百科全书。
从今天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很多理论，都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他认为，力是导致物体运动的原因。而牛顿发现，力不是导致物体运动的原因，而是改变物体运动的状态。
这样我们很容易觉得，亚理斯多德也没啥了不起呀。
现实是，亚里士多德的很多思想，即使到今天，还是很深刻。而且更重要的，建构起一个相对严谨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然而亚里士多德，他建构的理论体系，远远不止一个。而且很多还是自己第一次在研究， 没有参考资料，没有Google。
你自己尝试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至少做到自圆其说，还能解释很多现象，试试看就知道了。
当然，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他可能并不是认为自己是建立很多理论体系，而是在建立一套整体的关于科学的理论体系（那时候没有科学这个词，是哲学）。
在《古今数学思想》中说：
他认为科学可分三类：理论性的、生产性的和实务性的。理论性科学是探求真理的，包括数学、物理学（光学和声学以及天文学）以及形而上学，其中数学是最精确的科学；生产性科学是各项工艺；而实务性科学，例如伦理学和政治学，则是为了摆正人的行为动作。
在理论科学中，逻辑是其中各门科学的先行学科，而形而上学家则要讨论并解释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科学家）认为不言而喻的东西，例如研究对象的存在性或真实性问题以及公理的本性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50来岁的时候，他回到雅典，建立了吕克昂学园。他一边讲课，一边撰写了多部著作。他的作品很多都以讲课笔记为基础，有些甚至是学生的课堂笔记。所以有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第一个教科书的作者。
从精英教育的角度，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创建出了新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例如逻辑论。这样一来，又给学习者赋能了。
柏拉图组织课程，而亚里士多德建设学科理论知识体系。
溯本思考（第一性思考）
在思维方式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概念：第一性思考（First Principle Thinking）。
亚里士多德说：
在任何一个系统中，存在第一性原理，是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也不能被违反。
在本书前面，已经谈到过Elon Musk的案例，和他对溯本思考的推崇。
在一次对Elon Musk的访谈中，Musk谈到了他思考重大问题的方式，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First Principles Thinking。
因为在Musk的访谈中，把这个跟Analogy对应，为了对比我就把它翻译为溯本法啦，与之对应的是Analogy(类推法)。
所谓溯本法，简单的说，就是从追溯到事物最基本的原理/法则，然后以之为出发点进行推导的思维方式。而所谓类推法，就是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是如何如何，所以我也要如何如何。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可以说只会用类推法思考。股市上涨，隔壁老王都赚钱了，我一定也要进去啊。然后这拨人往往就是被收割的韭菜。万众创业O2O红火，于是我也要做风口上的猪，大势一变就重重跌到地上。
反过来，如果是溯本法，那就可能是要思考，到底什么是股票，股票的价值如何评估，从这个角度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例如巴菲特，就是这种思路。
一个领域的复杂性越高，因果关系越不明显，能够把握本质的往往越少。类推多数人的做法，通常你也就只能得到平均的结果，而按照定义这就是「平庸」(泯然众人)。股市上的平庸通常就是做接盘侠，情场上的平庸通常就是被发好人卡。
领导者溯本，跟随者类推
溯本思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你要把握真相，那就需要从本质开始。这是智慧的来源。
而对于大众群体，如果只是刷技能，通常跟着别人做就行了。
换句话说：练习技能，可以类推；而发展智慧，就需要溯本。因此，溯本思维就成了领导者的必修课。
例如，我们讨论领导力教育，于是我们就从什么是领导者、什么是领导力、什么是精英教育、精英教育的演化这些基本概念、事实开始，这就是溯本思维的应用。
而如果是类推思维呢，就可能是看看别人怎么提升领导力的，在那个基础上改动一下。这样，效果通常也就是平均数上下。
| 领导者 | 跟随者 |
|---|---|
| 操控规则 | 遵循规则 |
| 承担对群体的全局责任 | 承担对群体的局部责任 |
| 承担对自我的全局责任 | 承担对自我的局部责任 |
| 需要高度智慧 | 需要熟练技能 |
| 需要溯本思维 | 只有类推思维 |
两类第一性原理：公理与公设
亚里士多德对第一性原理进行进一步细分，提出了「公理和公设」的概念。
他指出，公理是一切科学所公有的真理，而公设则只是为某一门科学接受的第一性原理。他把逻辑原理（诸如矛盾律、排中律、等量加减等量后结果相等的公理以及其他这类原理）都列为公理。公设无需是不言自明的，但其是否属真应受所推出结果的检验。
这样一来，我们在领域的理论体系，应该从公理和公设出发，一层一层的进行演绎推理，产生新的结论、知识。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是否想到了初中的平面几何。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会讨论平面几何（也就是欧几里得几何）的诞生，它也是希腊文明的产物。
亚历山大大帝：图书馆的构想
在亚里士多德20多岁的时候，希腊马其顿王国在国王腓力二世的带领下，开始崛起。
公元前341年，腓力二世邀请亚里士多德，担任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
根据罗马时代的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进行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哲学感兴趣，尊重知识，甚至以帝王之便提供丰厚的人力、财力资源，使亚里士多德得以完成诸多科学研究。
写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精英教育这东西，真的是非常看起点的。你站在谁的肩上，无比的重要。
中国古人说「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也是给自己更高的起点。
而且高水平精英教育那种起点，实质上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系列的传承。苏格拉底讲爱智精神，用思想助产术激发思考；柏拉图创建学园，设定自由四艺的科目；亚里士多德研究、建构各领域的知识体系。每一代人站在前人的肩上，又有自己的建树。他们的背景，是当时希腊灿烂的文明。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腓力二世去世后，亚历山大成为了马其顿国王。后来开始了他著名的东征，最远达到今天的印度一代，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
亚历山大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东征的时候，还带着一大堆书籍。
他当时有构想，要在战争结束后，建立一个大型的图书馆，从而为将来的学术研究创造条件。
然而，这个构想尚未完成，亚历山大就去世了。
托勒密一世：赋能学术研究与教育
亚历山大军中，有一位将领托勒密。
他同时也是亚历山大的好友，属于开裆裤朋友的那种，从小就玩在一起。因此，很可能托勒密，也跟着亚历山大，接受过亚里士多德的教育。
后来他还邀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物理学家斯特拉托，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打下的大帝国，分为了三个国家。托勒密掌控了埃及一带，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他被称为托勒密一世。
亚历山大在征服埃及后，在尼罗河口休整，觉得这边可以建设出一个港口城市，成为地中海的航运贸易中心，作为帝国的首都。然而他没来得及建造一个建筑，就去世了。
于是建造这个城市（也就是亚历山大城）的任务，就落在托勒密身上。而亚历山大城，也就成为了托勒密王朝的首都。
托勒密一世这个人，也是对学术有浓厚的兴趣，他招募了一群文人学者，来到亚历山大城。但他的野心，远远不止个人爱好，他要把亚历山大城，打造为希腊学术的中心。
学术研究，是要花钱的。
亚历山大在世，多次资助亚里士多德，这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帮助很大。但这些都是一次性的。
托勒密一世的创新来了，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基金，来支持学者研究、教育。
人来了，钱有了，还要干嘛呢？
托勒密一世，决定建造一所学校，让学者有研究、交流和教育的环境，这就是亚历山大博学院。
同时，他还决定要实现亚历山大未成的构想：创建一个大型的图书馆。
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古代，书籍的出版和传播，是要靠手抄本的，远远不是印刷术时代的边界，更比不上今天互联网时代的效率。
因此，书籍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托勒密一世可以说是不惜代价，决定动用各种国家资源，来搞一个大工程。他们采用各种办法，来收集书籍。
首先，他们重金购买各种书籍。
同时，托勒密王朝颁布了命令，要求每艘在亚历山大港停泊的船只，都要上交携带的书籍，让亚历山大图书馆进行抄写，抄写完毕后再归还。
而且，他们不会依赖于船方主动上交，而是会在船舶停靠后，派人上船搜查。
这样，强制进行抄写复制。
当时亚历山大港是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因此船只来往频繁。
而对埃及的友好国家，托勒密王朝动用外交力量，跟他们达成协议，把这些国家的书籍，让亚历山大图书馆抄写复制。
当然，不用说也可以想象的是，作为强权国家，肯定也少不了掠夺。
但整体来说，人类历史上，抢钱抢女人抢地盘的事情，数不胜数。花费这么多力气，动用各种国家资源，收集书籍资料的事情，貌似少之又少。
这件事情，在托勒密一世逝世后，依然在继续。
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图书馆。据记载，图书馆全盛时期，藏书70万卷，图书目录120册。这在古代，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
亚历山大城：学术中心
总结一下托勒密一世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为学术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赋能：
- 学术资金赋能：创建学术基金，赞助学者
- 学术场所赋能：创建亚历山大博学院
- 学术资料赋能：创建亚历山大图书馆
- 学术群体赋能：招募和吸引了一群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者
这些事情，是相互影响的。例如有学术资金、有学校、有汇聚各种书籍的图书馆，这些就吸引了高水平的学术人员。反过来，有了高水平的学术人员，学校发展、学术思想、交流质量等，也就有了保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这一系列事情，让亚历山大城，成为了希腊学术文化的中心。
我们谈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并不等于单纯的上课。环境，是精英教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当时亚历山大城这样的环境，人们更容易产生研究成果、学习进步。
高质量的精英教育，跟学术思想的活跃、学术交流的顺畅，有密切的关系。往往是在人类文明荟萃的地方，才容易产生顶尖水平的精英教育环境。
当时的亚历山大城，吸引和发展了一群学术精英。
正是在亚历山大博学园，阿基米德发明了一种「阿基米德螺旋泵」，能够把水从低处送往高处，至今有的地方还使用这种抽水泵；欧几里得创造了几何学体系；海普西克利斯首次将黄道带划分成了360度；埃拉托色尼计算出了地球的直径。
需要说明的是，亚历山大城学术地位中心的建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力。在托勒密一世之后的托勒密二世、托勒密三世，也都重视学术，懂得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术家，以及他们的学派的重要性，因此持续的在打造学术中心的事情上投入。
欧几里得的演绎逻辑几何体系
在亚历山大博学园，孵化出了一个对人类科技、教育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也就是欧几里得的演绎逻辑几何体系。
欧几里得的演绎逻辑几何体系，见于他的著作《原本》。他本人的手稿并没有流传下来，因此他的著作是参考其他人的修订本、评注本、笔记等，重新整理出来的。
《原本》包含十三篇，包括了几何、算术等内容。在明朝末年，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原本》前面六卷的内容，因为都是关于几何的，所以译文名称为《几何原本》。
欧几里得《原本》里很多内容，并非他的原创，而是汇集了古希腊数学的成果。例如其中的几何证明思路，很多来自于前人。
然而，他创新性的，建立了一个基于演绎逻辑的几何推理体系。也就是今天中学数学平面几何部分的来源。
在「原本」一书中，一开始欧几里得就劈头盖脸的提出了23个定义、5条公理、5条公设。
这5条公设是：
- 公设1：任意一点到另外任意一点可以画直线
- 公设2：一条有限线段可以继续延长
- 公设3：以任意点为心及任意的距离可以画圆
- 公设4：凡直角都彼此相等
- 公设5：同平面内一条直线和另外两条直线相交，若在某一侧的两个内角和小于二直角的和，则这二直线经无限延长后在这一侧相交。
5条公理是：
- 公理1：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
- 公理2：等量加等量，其和仍相等
- 公理3：等量减等量，其差仍相等
- 公理4：彼此能够重合的物体是全等的
- 公理5：整体大于部分
23个定义我们不一一列举，举前面几个：
- 点：点不可以再分割成部分
- 线：线是无宽度的长度
- 线的两端是点
- 直线：直线是点沿着一定方向及其相反方向无限平铺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公设」，是在平面几何领域的几个本源规则；而「公理」，则是数学领域的本源规则。
而定义，则是对平面几何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明确。
接下来，在「原本」前面六章，欧几里得基于这些公理、公设和基本概念，使用演绎推理，推导出一系列的证明、产生了各种定理，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几何知识体系。
爱因斯坦说：
我们推崇古代希腊是西方科学的摇篮。在那里，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这个逻辑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一步推进，以致它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我这里说的是欧几里得几何。
他还说：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欧几里得几何与精英教育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从具体的内容角度，继承了希腊时代的数学。而从逻辑学的角度，则是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论（三段论、第一性原理、公理与公社等）。
而他的这套演绎逻辑体系，具体的演示了如何基于第一性原理，加上演绎逻辑，层层推进，建构出系统的知识体系。
亚里士多德讨论的逻辑学，对于精英教育、发展智慧，非常的重要。一直到今天，大多数领导者，基本的逻辑能力都欠缺。
然而逻辑训练，尤其是体系化的建构逻辑知识体系的能力，是很难的。
这种能力，需要系统化的训练。
而欧几里得几何，给这样的逻辑思维训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景。它基于简单的几何图形，相对直观。而且，学习成本低。你只需要有纸笔，没什么昂贵的实验室环境，从教学的角度简单易操作。
因此，《原本》一书，在古代西方世界，成为了重要的教材，据说发行量仅仅次于《圣经》。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初中教材平面几何部分，依然是基于欧几里得几何的改进版。
但遗憾的是，今天的义务教育体系，都没能真正领会几何甚至数学锻炼逻辑训练体系化思维能力的精神。今天的数学教材，甚至连欧几里得几何最基本的，那种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建构「演绎逻辑体系」，都看不到了。欧式几何的内容，被淹没在一堆其他内容里，切割开，学生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片段，却看不到欧式几何那种「演绎逻辑的知识体系大厦」。
对应到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普遍缺乏基本逻辑能力，例如溯本思维，对逻辑链条的阅读和反思能力，更谈不上体系化的建构知识体系能力。基本逻辑智慧的欠缺，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总结
从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启迪青年，到欧几里得几何的产生与教学应用，这个历程，我称之为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
这次精英教育革命，核心精神是「爱智精神」，认为一个人要追求自由，就要有智慧追求真理。这是从自我修养程度，对人的高要求高标准。
精英教育的难点，在于要高度赋能，需要提供能够赋能于人，发展智慧的教育体系。从这个脉络，我们来看一系列人物，和他们做的事情：
苏格拉底，启迪青年爱智慧，用「思想助产术」进行赋能，来激发他人思考、澄清概念薄弱环节。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创办柏拉图学园，设立自由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通过学校这个场所、学科的设立，为人赋能。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研究科学，建立了包含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学和美学多领域的理论知识体系。用理论知识体系为人们赋能。
在逻辑学上提出了三段论、第一性思考、公理和公设等概念，这些不仅仅是启发了后来的希腊人，诸如欧几里得，在今天依然启迪Elon Musk这样的创新者。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将马其顿的疆域拓展到了亚欧非，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计划在埃及沿海建立亚历山大城，成为帝国的首都。资助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支持他产生丰富的学术成果。计划建立大型的图书馆，促进学术的繁荣。
亚历山大大帝的好友托勒密，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建造了亚历山大城，并且要打造成学术中心。他创建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学术基金，招募学者文人，动用国家资源创建亚历山大图书馆（第一个世界性的图书馆），创建亚历山大博学园（学校）作为学术研究、交流和教学场所。这些措施，高度赋能于学术人员，推动了学术发展和人的发展。
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博学园，创造了《原本》，产生了欧几里得几何体系，成为重要的精英教育工具。
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爱智精神、思想助产术、柏拉图学园、自由四艺、亚里士多德科学理论体系、亚历山大博学院、图书馆、还是欧几里得的几何，这些一方面是赋能于人的工具，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本身是被前面那些体系中的赋能工具，赋能的结果。
这些是一代代的传承，相互作用。
这些，逐步形成了精英教育体系。
从前面的脉络，可以看出，高水平的精英教育体系，是长期发展的过程，能支持这种发展的，是辉煌灿烂的文明。这种文明需要有学术的高度，也需要有现实的实力。例如亚历山大城成为学术中心，是因为亚历山大和托勒密时代的强大，可以动用巨大的国家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而那些学术人才，则是前期雅典等文明孵化的结果。
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中，古希腊人从「修身」的层面，认为自由人要爱智慧追求真理，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创新。
他们的研究，学术上归纳为「爱智之学」，也就是哲学。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则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产物。这一精英教育革命的主题，是「帝王之道」，如何治国平天下。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修身，希腊人就不治国。而是从教育体系的整体特征，来讨论问题。
围绕「帝王之道」的精英教育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
- 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学术思想基础
- 成长时期：从秦汉到北宋，以司马光写出《资治通鉴》为结束
- 僵化时期：从南宋到清末
希腊人的哲学体系，其中最具备代表性的部分，我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他们哲学中数学，相比其它文明最明显的特征，还是关注逻辑性，例如对证明的应用。喜爱思辨的希腊哲学家，逻辑是他们的基础。他们热衷于探索事物的原理、澄清基本的概念。
继承希腊文明的罗马人，相比之下就显现出明显的实用倾向。他们尊重、吸收希腊人的思辨文明，而他们自己更多的在政治、工程、军事上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水平。
古代中国文明，相比希腊，也是更具备实用性。希腊人追求事物原理、概念，而中国人更看重现实的应用、解决问题。
如果说希腊精英教育（爱智精神），最本源的部分是逻辑学。中国的精英教育（帝王之道），最本源的部分是策略学。毕竟策略，是现实生活中解决复杂问题的基础。
换句话说，希腊人更关注what和why（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则更关注how（怎么做）。关注how，那么策略就至关重要。
而代表了古代中国策略顶尖思想的，是《孙子兵法》。一直到今天，它都是世界顶尖的战略著述。
而儒家思想体系，从精英教育的角度，并非最上层的内容。就像后来在僵化阶段，真的很大程度用儒家思想培养的皇帝和官僚，往往水平低。
如果说希腊哲学最核心的指导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思考」。而中国帝王之道，如果要抽取出最精华的指导思想，则是孙子兵法的「全胜思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在中国文明到了南宋之后，进入了僵化期。创新精神衰退了，剩下的就是如何管控内部，操控人心。于是「帝王心术」，也就是如何操控人玩势力平衡，变成了领导者教育的核心。那些中华文明中开拓性、进取性的思想，逐渐的淡化了。
「道」和「术」，有根本的差异。尽管道需要术。
百家争鸣：策略导向的知识体系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在求贤令中，他首先回顾了先祖的辉煌业绩，再谈到后来的「丑莫大焉」，然后表达了自己复兴秦国的计划，最后招募人才：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篇招聘广告，引来了公孙鞅（也就是商鞅，因为他后来被秦封在商地）入秦。
商鞅入秦后，先后几次面见了秦孝公。
第一次，他「说以帝道」，秦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
第二次，他「说以王道」，孝公还是没感觉。
第三次，他「说以霸道」，这次孝公有兴趣了。于是商鞅进一步，跟孝公谈富国强兵之术，也就是实际操作可以怎么干。这就谈了三天三夜。
于是，有了商鞅变法。
这里，商鞅说的帝道、王道、霸道，其实是不同的治国战略。
这几个策略，是不是商鞅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呢？
他是站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思想大发展的基础上的。
帝道，是黄老一派的道家思想，参考尧舜禹黄帝等上古人物故事，推崇无为而治。但这里无为而治并非真的无为，而是顺应人的心理，实现「无为而为」。老子的《道德经》，阐述的就是这一种思想。
王道，则是孟子提出，儒家一派的思想。效仿周朝先祖的治国理论，以礼乐为核心建立秩序，重视仁政。
霸道，则是法家思想。法家强调法令，管制民众，关注赏罚，用赏罚调动人。
总结一下这三种策略：
- 帝道：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无为而为
- 王道：一心行仁，泽及百姓，万国景仰
- 霸道：修刑厉法，富国强兵，使民怀刑畏威，以法服人
在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分封制贵族统治开始松动，当权者需要新的思想来应对变化。而顺应这样的时代背景，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
在《史记》中，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结为六家：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而《汉书》中，把先秦学派归纳为十家：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
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术数、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可算为十二家。
这十二家的代表人物，大致如下：
- 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尹文 、宋钘
- 儒家：孔子、孟子、荀子、曾子、子思、子夏
- 法家：管仲、子产、韩非、商鞅、慎到、李斯、申不害、李悝
- 墨家：墨子、禽滑釐、孟胜、田襄子
- 道家：老子、庄子、列御寇
- 阴阳家： 邹衍
- 农家：许行、计然
- 纵横家：鬼谷子、张仪、苏秦
- 小说家：虞初、屈原、字玉
- 杂家：吕不韦、刘安、尸佼
- 兵家：孙武、孙膑、吴起、尉缭
- 医家：扁鹊、岐伯 、淳于意
- 方技家： 岐伯 、淳于意
基本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框架。
这十二家，跟希腊哲学家派别相比，显著的差异在于，希腊哲学家更看重研究原理、概念，先秦诸子学派更多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政治军事外交问题，毕竟这个也是当时的核心需求。
这当中，名家更重视逻辑思辨，部分类似于希腊哲学风格。例如公孙龙就有「白马非马」这样的思辨题，惠施跟庄子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对话。然而，这种思辨学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派，大多数是后来基于他们思想相似性的总结，并非当初这些人互相有组织、有派别意识。甚至在同一学派当中，不同的人思想也有很大差异。而学派之间的人，思想也往往有相互的影响。
从治国角度来看，这当中相关性大的有：
- 儒家
- 法家
- 道家
- 兵家
- 纵横家
- 墨家
纵横家更多的基于当时的背景，针对外交联盟策略层面。兵家针对军事策略层面，而墨家比较奇特，因为它自身形成了组织实体，来执行它的理念，而非单独的学术理论。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有两种类型体裁类型的文章：策与论。以对策措施为主的文章叫「策」，以论述阐发事理为主的文章叫「论」。注意这两者，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哪怕是论，也并非讨论抽象概念，而是围绕特定问题、场景展开。
例如宋代嘉祐六年，仁宗皇帝举行不定期的制科考试，苏轼应试，作「进策」25篇，《教战守》是其中一篇「策」；作「进论」25篇，包括《留侯论》、《晁错论》。
其实，儒家啊、法家啊、道家啊，大体来说，这些也是在做策论，来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只是他们的策论更偏向宏观，解决诸如政治框架类的问题，也包含解决人生问题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把上面几家的内容，看成是立足于策略的理论体系。
策略知识体系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古代精英教育体系中，基础的策略知识体系部分，其实已经成型了。我把它分为3个层次。
在中间层，是基于诸子百家的各种策略理论体系，例如法家、儒家、兵家。
在研究和学习策略时，会遇到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这些需要经验基础。越是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未必自己有充分的经验，全都靠自己积累太慢，而且决策影响巨大，在没有经验的时候就匆忙决策问题严重。
那么如何快速提升经验呢？
我们可以把经验分为两种，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来自于自己，间接经验来自于他人。后者，也可以转化为自己的经验。
有人说「愚者由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智者由他人的经验中学习。」
对于领导决策领域，最重要的间接经验，来自于历史。研究历史，看不同的人，应用了什么策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从当中反思。
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案例库。
商鞅跟秦孝公讲帝道、王道、霸道，帝道参考尧舜禹黄帝等上古人物故事，王道效仿周朝先祖的治国理论，这里，就引用到了历史案例。
中国的历史记叙传统，早熟而且发达。根据甲骨文的记录，在商周时期，就有史官设置。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春秋时期「春秋」这个词，就来自于根据鲁国官方编年史编撰的《春秋》一书。
而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私人编写的史书。
从学术发展来看，史官和历史记录，对于诸子百家有重要影响。历史记录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案例库，而历史案例也反过来影响了学术思想。
比如如果没有周以礼乐治天下的历史，「王道」、儒家思想的发展，恐怕就会滞后。「夫儒之职业，诵法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没有先王之道，儒怎么诵法呢？
哪怕有人提出这个思想理念，缺乏历史的支持，力度也就很不同。
注意这里历史记录，未必是政治。例如《诗经》，作为诗歌总集，依然是一种历史记录。
中国历史记叙传统的早熟，历史记录的传承，对于整个中国文明的形成，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在于，他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群体中，形成了共同的经验。而共同的经验，对国家和文明认同，是一个基础。
就像到了清朝，康熙皇帝还要讲「王道」，精通儒家学说。从统治意义上讲，他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从另外一方面，当康熙从中国历史中建构大量经验，他本身也就越来越趋向于华夏文明体系中的一员。
这种共同经验带来的一个好处，是降低学习和交流成本。
研究很多策略问题，都需要案例作为背景和参考。如果大家都共同熟知历史案例，那么讨论的时候，就直接引用就行了，不用反复的介绍案例。
比如讲建立信用，说「商鞅立木赏金」大家都懂了。于是在共同经验基础上，简化了沟通。
这一点，对于知识型组织，非常的重要。一直到今天，很多企业面临缺乏共识、沟通不畅的问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企业内部，人们之间缺乏共同的经验体系。
从这个角度，中华文明，在古代做的一个卓越之处，是知识管理。知识传承做的相当不错（在古代世界里）。到了清朝，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还对哪怕春秋战国的各种案例，非常熟悉。因为每个科举的人，都需要学习诸如史记之类的作品。换句话说，所有人都有个标准的案例库。
顺便说一下今天的企业管理。其实如果大家思考一下，这种建立基本案例库，然后共同学习的方式，是在企业领域非常重要的。
比如企业的销售，如果有一个案例库，其中包含了来自现实的销售场景，例如向客户介绍产品、遭遇阻碍（比如客户说价格太贵了）等等。
这些基本案例库，是所有人都熟知的，并且要研究讨论应该怎么做（具体的做法又是案例的一部分了）。
大家如果遇到问题，会直接引用到这些标准案例，作为基础。
甚至也会持续把新遭遇的典型情况，更新到案例库中。
这样大家就有了很多共同经验。
甚至新的员工进来，首先就应该学习这个案例库。就跟古代皇帝、知识分子，都需要先学习史书一样。那么，他们就快速建立起了间接经验。
同样的关于管理和领导，也可以这么做，基于现实经验，建立共同案例库。
那这样，知识共享和传承，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知识体系和知识管理，是一个组织强大的基础设施。上到国家，下到企业。
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跟知识基础设施的发达，密切相关。而历史记叙传统的早熟，是其中重要因素。
前面我们讨论了历史，是策略知识体系中底层经验的来源。
而在这个体系最上层的，也就是孙子兵法，作为跨领域的、策略思想的指南。在本书前面，我们已经对孙子兵法做了介绍。谈到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在于「全胜思维」：
-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必以全争于天下
- 兵不顿而利可全
全胜目标与全胜过程
前面我们谈到，创新领导者，秉持质量上的高标准。
而又有三种质量标准：
孙武，他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不顿而利可全」，是非常高的目标。
甚至可以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的很多领域，是最高境界。
所以孙子兵法，一直是人类顶尖的战略思想读物，因为它的目标高。
在他那个时代，是至高标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至高标准。
那么，如何达成这样高的目标呢？就需要从过程质量入手了。
前面「兵不顿而利可全」，是从结果的维度来看，是「结果的全」。而要做到这一点，则要追求「过程的全」。用孙子的话来讲就是：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孙子把军队分为两种：胜兵和败兵。这个划分不是从最终的结果，而是从对待作战的态度。
出色的军队，是做好了确保胜利的各项工作，再开打。而平庸的军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场再说，说不定就打赢了呢？
前者很大程度上，是稳赢，因为已经有了必胜准备，才开打；而后者，更像是赌博，寄希望于临场发挥而非充分准备。
战争的胜负，决定性因素不在战场之上。
战略家诸葛亮
前面我们谈到，围绕「帝王之道」的精英教育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
- 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学术思想基础
- 成长时期：从秦汉到北宋，以司马光写出《资治通鉴》为结束
- 僵化时期：从南宋到清末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奠定了策略知识体系的基础。
而从秦汉到唐的第二阶段，尽管中间各种波折，整体来看，是中国传统文明继续成长进取的阶段。基于第一阶段的成果，孵化出了高水平的领导者，并且继续推动这套知识体系的发展。
这当中一位杰出的创新领导者，是诸葛亮。概要的说，他
- 是出色的战略家
- 高度领悟了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
- 对于中国各种策略理论体系，例如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有深刻的领悟和灵活应用
- 对于策略知识体系，在政治军事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影响后人的创新
- 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领导者的楷模
诸葛亮写过一篇《论诸子》，说：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他是真正做到了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军事家诸葛亮
公元前221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起兵攻打东吴，被陆逊火烧连营，兵败病逝白帝城，临终托孤诸葛亮。
此时刘备集团的人才，军队，地盘，因为两场战争失败，已经损失惨重。曹魏和东吴也有入侵之意，蜀地人心惶惶，
诸葛亮临危受命，除了政治，也全盘抓起了蜀汉的军事。
当时，蜀汉和魏的实力，差距很大。从人口角度，蜀90万，魏460万；从兵力角度，蜀最多能出兵10万左右，魏最大70-80万。
大多数人看到这个对比，基本上直接吓跪了。然而，在稳定了蜀汉形势后，诸葛亮进行了一系列北伐。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分兵派马谡守街亭失败，留下了「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此后的几次，蜀汉在战斗中都占了上风。魏军要么坚守，要么尽量避免与蜀军作战。
鉴于双方的实力差异，诸葛亮出兵的目的，并非直接攻克魏国，收复洛阳长安。而是通过进攻，调动魏国的资源，阻碍魏国发展，引起曹魏内部的混乱和内乱，从而削弱曹魏，制造进一步的机会。
这就像打游戏，有些时候并不是旨在攻克地盘，而是频繁进攻骚扰，阻碍对方生产发展。
打过战略游戏的人可能知道，这种骚扰战术，挺让人讨厌。为了防止随时的进攻，要花费资源造兵，平时又没啥用。但不准备，又怕来了损失太大。
诸葛亮就这样，几次北伐，每次魏国都要调集大军，打乱生产，苦不堪言。而诸葛亮军队来了，往往是直接收割魏国的粮食，吃的差不多就回去，没什么损失。当然粮草后勤也是蜀汉的大问题，没法长期攻坚，导致这种侵扰战略才是最优的选择。
曹魏被这种打法也是搞得苦不堪言。诸葛亮五丈原病逝之后，魏国皇帝就开始大修宫室，追求个人享受了…..换个角度，前面估计也是憋坏了。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曹魏干脆不在诸葛亮来的时候，直接正面硬刚，打掉蜀军不久好了嘛，一劳永逸。要知道蜀国本来人口少，出不了多少兵。
对于魏国而言，与蜀汉的战场，是他们的西线。蜀军仅有步兵，而魏军则有骑兵、步兵，而且西线的军队数量也多于蜀军。看上去怎么也是对曹魏有利。
他们没办法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诸葛亮治军一流，训练了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用古人的评价来说：
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
诸葛亮是吃透了孙子兵法，「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他带兵出场，已经是有充分的准备了。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训练出「止如山，进退如风」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魏国想要正面硬刚，哪怕兵力占优，也是难以打赢。
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敢带兵出来，基本上已经有把握了，就不怕你硬刚。
在第四次北伐时，魏国主帅是司马懿。司马懿这人也是孙武的好学生，既然「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那没把握，我就坚决不打，保持距离还不行吗，等你粮食没了自然就走了。
诸葛亮看到这种情况，就故意收缩军队，暴露各种弱点给魏军。魏国将领看到了，觉得我靠你也太嚣张了，看我摁死你，纷纷要求出兵。司马懿也知道诸葛亮肯定是诱敌，但看着破绽卖的这么大，觉得自己怎么也能吃定把，那就打。
这一打结果就是：
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司马懿)还保营。
所以第五次北伐，司马懿学精了，无论如何，就是不出战。
创新标兵诸葛亮
很多人觉得，诸葛亮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真正去研究他，你会发现他并非是刷996的劳动机器，虽然他的工作强大要比996更大。
诸葛亮，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新标兵。
回顾我们3个层次的质量：
从目标的角度，诸葛亮是要「兴复汉室」。当他白帝城受命托孤，执掌蜀汉大权的时候，资源非常有限，益州人心惶惶。王司徒、曹真等人还经常写来劝降信。
这目标简直是不可能啊。
那怎么办呢？只有创新才能解决问题啊。
于是诸葛亮开始了创新之路，在体系质量上大力创新，夯实体系基础。
诸葛亮在《兵要》中说：
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
意思是说，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将领没有才能，也不会打败仗；一支没有严格训练的军队，即使将领再善战，也无法取得胜利。说明军队作战需要整体素质的提高。
从体系质量的角度，诸葛亮提出的，是「有制之兵」的质量标准。
在那个时代，诸葛亮就指出了军队素质建设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打造了一只高素质的军队。要用今天的话说，是走上了「质量强军」的道路。
为了强化军队体系质量，诸葛亮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
《三国·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丘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
- 诸葛连弩：战斗工具的创新，提高军队杀伤力
- 木牛流马：后勤生产工具创新，提升后勤粮草运输能力
- 八阵图：作战阵法创新，八阵图并非诸葛亮首创，但他进行了补充、整合、完善
诸葛亮一生谨慎，但他八阵图炼成，说了一句话：「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也就是我们的军队新版本升级完毕啦，不是谦虚，你们在座的，都不行。
这些努力，把蜀汉军队，打造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即使数量处于劣势，也能够跟西线的魏国硬刚。所以后来司马懿明智的不出来，反正打不过。
诸葛亮在中国人心目中，普遍形象是文臣，是丞相。
他又是统帅，是武侯，是顶尖的军事家。上马治军，下马治民。
而且诸葛亮，不仅仅是停留在军队层面，更有全局视野。他说「国以军为辅」，军事是政治的延续。
诸葛亮关注的，是整个国家的体系质量。他严刑峻法，但处事公平，做到政治清明。
他出兵，要兴复汉室，行仁义之师。做到了「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
古代军队，很大程度是靠抢钱抢女人来激发士气的，只是程度的差别。而诸葛亮的军队，做到了纪律严明。
在中国古代史上，以这一点著称的，除了诸葛亮军队，貌似就是岳家军了。再往后，就是新时代下，共产党军队了。
经济上，战争很容易导致财力枯竭。尤其是对资源少的一方。然而诸葛亮经济建设也搞的不错，抓生产搞贸易，井井有条。
诸葛亮有一个措施，我到现在还是没想明白。就是他非常关注蜀锦，因为蜀锦作为重要的奢侈品，可以出口到魏国，是蜀国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么魏国呢？难道不清楚这个是敌方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为啥还是要贸易呢？就是打归打，我们的享受不能断吗？
搜索了一下，发现当年魏文帝曹丕，还真写过一篇《与群臣论蜀锦书》，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的锦绣织品。但貌似没多少用啊。
马云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创业者，一定是缺这个缺那个。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缺了，那为什么还要你这个想法吗。」
我觉得诸葛亮，是这句话非常好的案例。接盘刘备兵败后的烂摊子，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地盘缺地盘，不仅仅要稳定败局，还要兴复汉室。那就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创新。最后造就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发明家的诸葛亮。
创新，是高度主动性、高智慧的人类活动。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诸葛亮还迎难而上，那种高度的主动性、责任感，堪称楷模。
汉丞相诸葛亮
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如果说曹操曾经的想法是「汉故征西将军曹侯墓足矣」，那么诸葛亮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汉丞相诸葛亮」。
诸葛亮最终没能实现他的理想。但从另一个角度，中国人谈到「丞相」，如果不加以说明，基本上恐怕就会想到诸葛亮。他成为了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上，「丞相」的代表。从这个角度，超越了他的梦想。
杜甫在成都的时候，写了首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以前在武侯祠里，吟诵这首诗，非常的感触。
然而我觉得吧，整体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诸葛亮的感觉，是因为他的责任感、忠诚，那种出师未捷身先的惆怅。
然而，诸葛亮那种高度的主动精神，那种强烈的正面的进取态度，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他自比管仲乐毅（高标准的榜样），博览群书学习诸子百家，观其大略（整体把握学术思想有大局观）。他学以致用，并且不拘泥于现状，搞创新抓建设。
单纯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搞简单重复劳动，诸葛亮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有进取创新精神。
从春秋开始，出现了「士」的阶层。士人的特点是靠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吃饭，他们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对上级忠心耿耿，保持着与上级的和谐关系，取得上级的信任，以便得到应有的回报，也有选择去留的权力，一旦和上级不和即可离职而去，因此士人有很大的自主性和流动性。
商鞅、苏秦等人，就是士人。
诸葛亮是两汉文明，培养出的最后一个代表性的「士」。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从这个意义上，钱穆说「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
诸葛亮去世后几十年，三国归晋。再过十多年，八王之乱，天下进入了更大的动荡，中国四分五裂。一直到隋建立初步的统一，然而隋炀帝治下，又开始了分崩离析。
在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军政全才的战略家登场，不仅仅结束了天下大乱的局面，而且无论是在文治还是武功，都做出了顶尖水准，打造了中国农业文明中最辉煌的时代。
军事家李世民
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七德歌》，前面几句是：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别的朝代，一般吹嘘本朝，都是说开国一代，「我太祖皇帝/高祖皇帝」怎样怎样。
然而唐朝，除了说一句「高祖起兵晋阳」，接下来就都是太宗皇帝怎样怎样。
李世民，以二代的身份，拥有了一代的地位。
的确他的功业，也配得上这种认知。不仅仅是唐朝，甚至一直到今天，共产党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是复兴，以什么为标杆呢。在中国人心目中，大概就是李世民开创的大唐盛世。
众所周知李世民是顶尖的政治家，但少有人知道，他是顶尖的军事家。唐朝开国时，国内多股势力，唐仅仅是一个诸侯。而短短六年的时间，唐实现了对中国的基本统一。这首先，要归纳于李世民逆天的军事能力。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记录了太宗皇帝和李靖（两位都是中国历史上顶尖的军事家）关于军事的讨论。
当中有一段对话：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之中，但能言背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 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
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知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
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
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耳。」
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当以此教诸将。」
抛开中间虚实奇正的部分，我们看开头和结尾：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
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李世民非常看重孙子兵法。李靖认为，孙子兵法的要义，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把握主动权，而不是被敌人调动。
前面我们谈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孵化出了策略导向的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农业文明，至关重要的精英教育体系的知识基础。
诸葛亮，站在这一知识体系的肩上。而他自己的实践，又为这套体系添砖加瓦。李靖就非常重视诸葛亮的八阵图，并且加以改进，用来训练唐军。
李世民和李靖，又是站在了这一体系的肩上。
致人而不致于人
以我的观点，李世民、李靖他们，以及他们代表的唐的创业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将孙子兵法全胜战略思想，演绎的最为淋漓尽致的时代。
李世民李靖他们的境界，如果要在足球界找一个案例，应该是瓜迪奥拉领军时代，拥有哈维、梅西、伊涅斯塔的巴萨。
瓜迪奥拉的足球战略思想，是「列位式」，而非大多数人认为的「tiki-taka」。
李靖说「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他把掌控主动权，看的至关重要。其实这也是瓜迪奥拉足球理念的基础。
在列位式足球思想中，无比重视对球权的控制，因为球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基础。
瓜迪奥拉有个「15脚原则」，他认为如果传不够15脚，球队就不能妥善应对攻防转化，或者不好组织进攻。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瓜迪奥拉要求所有球员，包括门将，都包含扎实的出球功底。
跟 tiki-tata的区别在于，tiki-tata更倾向于为了控球而控球，而列位式足球理念，控球一方面意味着主动权，另外一方面就意味着要调动对手，这两者相辅相成，「致人而不致于人」。
基于这种理念，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球员不遇到逼抢，根本不传球。有时球员会拿球站着一动不动，直到有对手来抢，才把球传出去。
我们看鼎盛时期巴萨的比赛，有些时候觉得会比较寡淡。就是巴萨在那里传来传去，看上去推进节奏很慢。不像那种双方你来我往的精彩刺激。
用孙子的话来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如果对方本身防守严密，阵型紧凑，巴萨并没有发现好的机会，那么就通过控球来调动对方，从而尝试在变化中寻找机会。没有机会，那就控球，不盲目的进攻。
孙子兵法《军形》篇中说：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我们看开头一句：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意思是说，善战的人，先做好自己的防守（让敌人没法战胜自己），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让敌人没法战胜自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至于我们能否打败敌人，很大程度要看对方有没有破绽。
所以哪怕是善战的人，可以让自己不被战胜，却不能确保必然能战胜敌人。
比如诸葛亮，水平很高，打造了出色的军队。他去攻打魏国，司马懿死活不出来。诸葛亮能保证自己军队不被打败，但对司马懿死守不露出关键破绽，也没办法。那他只能等待或者创造其他机会。
但无论如何，作为战略高手，首先是要做好自己「不可胜」，避免给敌人抓住漏洞干死。
善战者，不是场场都能赢，而是先能确保自己不输。不输，就有机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反过来，无论是战场还是商场，很多人看似大胜，其实那个过程破绽百出，因为对手水平低。赌两把也就赢了。
最让大多数人感觉刺激的胜利，不是来自高水平选手，而是来自赌徒。
所以孙子讲「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因为人家都是赢了再打，这样外行看上去，就觉得挺轻松啊，你没啥本事嘛。反而觉得那种搞的轰轰烈烈的，特别牛逼。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谈了这一点，我们再看瓜迪奥拉的足球理念。掌控球权，调动对手，没有机会不轻易进攻，这其实也是首先做到「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球权在你手里，对手拿不到球，也就很难战胜你了。哪怕场面没那么刺激，至少你「立于不败之地」了，再找机会取胜。
在控球的基础上，调动对手，在变化中可能机会就出来了。那么怎么确保发现和抓住机会呢？
在瓜迪奥拉的体系中，占据中路核心位置的球员，必须是梅西、哈维、大卫·席尔瓦和德布劳内这种选手，他们传球能打穿两层防线，精确直达空档处无人盯防球员脚下。
换句话说，这样的球员，在球场上有高度的洞察力，和精准把握机遇的能力。
因此，巴萨的比赛，常常是在看上去寡淡的控球调动中，突然间节奏转换，几下子搞定进球。
由于掌控了球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实现了「兵不顿而利可全」。
当然，这样一个体系，是精英型球队，对球员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是一个梅西，而且整个球队的球员素质。一旦球员素质下降，就难以支持这样的体系。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
当时的唐，只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割据势力，占据山西山西一带。西有薛举、宋金刚盯着太原大本营，东有窦建德（河北），王世充（河南），南方也有各种割据力量。
就在短短几年，唐一统天下，速度之快，令人大跌眼镜。
唐平定天下的关键战役，大多都是李世民领导获胜。而且，有几次都是在唐军已经吃了败仗的情况下，李世民临危受命，最终翻盘。
例如李世民与刘武周宋金刚之战。
公元619年，宋金刚刘武周出兵晋阳（山西太原，李唐起家的大本营）。唐军派遣李元吉和裴寂出战，结果大败，老家晋阳也被刘武周抢走了，山西大部都归了刘武周，李渊一度想自保关中，放弃河东。
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出场。
李世民上来，先不急于出战，坚守对耗粮食。同时派人骚扰对方。
十一月，己卯，刘武周寇浩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时河东州县，俘掠之馀，未有仓廪，人情恇扰，聚入城堡，征敛无所得，军中乏食。世民发教谕民，民闻世民为帅而来，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然后渐收其粮食，军食以充。乃休兵秣马，唯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不战，由是贼势日衰。
…….
诸将咸请与宋金刚战，世民曰：「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蔽。金刚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这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然后战机出现：
刘武周数攻浩州，为李仲文所败。宋金刚军中食尽；丁未，金刚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
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馀里，战数十合。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辔谏曰：「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世民曰：「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遂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饥。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
李世民在开始，敌军势盛，没有战机，那就「唯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不战」，怼住。然而当机会来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那就下重注：
- 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馀里，战数十合。
- 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
这种「没有机会就别乱动，有好机会就下重注」的思想，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中，也可以看到。
大多数人的投资理念，是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巴菲特说：「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看好篮子」。高度集中投资，低风险获取高回报。
战略，要决定资源分配的优先级。因此战略本身，也就是一种投资决策，如何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真正能产生高回报的地方。
孙子兵法说「兵不顿而利可全」，用投资的话说就是低成本高收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决策者有高度的洞察力，能识别什么是高质量的投资机会，甚至创造出高质量的机会。
如果没有，那也别胡乱投资，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最怕的不是不做事，而是瞎折腾。
巴菲特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说在股灾来临的时候，他很开心，就像「饥渴的男人到了后宫一样」。
因为他保留了现金，因此可以在那个时候，大举入场，购买价格跳水的股票。
然而大多数人，他们已经把金钱折腾到各种投资项目上了，甚至上了杠杆，所以哪怕看到「后宫佳丽」，也有心无力。
这一点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公司，可以说他们大量精力，都在瞎折腾上。孙子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大多数公司，并没有什么「先胜而后求战」的谋略和准备，而是「先战而后求胜」，比如产品就先干呗，说不定就畅销了呢。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国整体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释放出巨大的红利，因此很多领导者、企业「先战而后求胜」，也过的不错，甚至成为了业界热门。但未必有多高的水平，甚至很多是在顾头不顾腚的裸奔。
这样领导者、企业的成功，是建立在资源丰富的前提下的。例如人口红利（人力资源的丰富）、市场红利（客户资源的丰富）等。当资源丰富的时候，单看结果，瞎折腾也有一批人可以成功。
然而，当整个外部环境变得艰巨的时候，这种浪费资源的折腾，往往就要命了。
机会与能力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军东征洛阳的王世充。
到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唐军拿下了河南绝大多数地盘，实现了对洛阳的包围。然而，这时候唐军也十分疲惫，同时攻城本身就是难度巨大。
秦王世民围洛阳宫城，城中守御甚严，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馀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辈，皆不果发而死。唐将士皆疲弊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世民曰：「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乃下令军中曰：「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众乃不敢复言。上闻之，亦密敕世民使还，世民表称洛阳必可克，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面论形势。德彝言于上曰：「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号令所行，唯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接，后必难图！」上乃从之。世民遣世充书，谕以祸福；世充不报。
从军队到皇帝李渊，都觉得应该撤退。但李世民认为：
「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
就是既然来打，就要打下来。不然后患无穷。
就在这时候，河北的夏王窦建德，起十万军队，来救援王世充。于是唐军就面临了两面受敌的危机，人心震动。
这时候李世民又是怎么看的呢？
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
于是李世民让齐王李元吉负责洛阳包围，亲率3500玄甲精锐（骑兵）前往虎牢关，扼住窦建德的来路。同时「遣王君廓将轻骑千馀抄其粮运」。
对峙下来之后，到了五月。
建德列陈，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陈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士及至陈前，陈果动，世民曰：「可击矣！」时河渚马亦至，乃命出战。世民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薄其陈。建德群臣方朝谒，唐骑猝来，朝臣趋就建德，建德召骑兵使拒唐兵，骑兵阻朝臣不得过，建德挥朝臣令却，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窦抗引兵击之，战小不利。世民帅骑赴之，所向皆靡。淮阳王道玄挺身陷陈，直出其后，复突陈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胃毛，勇气不衰，射人，皆应弦而仆。世民给以副马，使从己。于是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帅史大柰、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陈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馀级。建德中槊，窜匿于牛口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逐之，建德坠马，士让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武威下擒之，载以从马，来见世民。世民让之曰：「我自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来越境，犯我兵锋！」建德曰：「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建德将士皆溃去，所俘获五万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还乡里。
我们看这里面「建德列陈，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其实是窦建德军队，排兵布阵。到中午，出现了混乱，这样李世民看到了可趁之机。
那么到底这是不是机会呢？
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陈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
这里面，就是设了一个标准，敌人可以不可以打。派兵去试探一下，如果对方不动，意味着纪律严明，那就回来。如果对方动了，那就意味着他们自身比较混乱失去组织了，那就开战。
而且这个时机，选择的是窦建德跟群臣谒的时候。李世民亲自率领骑兵精锐度过汜水。这时候「建德群臣方朝谒，唐骑猝来，朝臣趋就建德，建德召骑兵使拒唐兵，骑兵阻朝臣不得过，建德挥朝臣令却，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
这里面涉及到两件事情：
1）李世民的精锐骑兵，战斗力很强，快速的抓住了混乱并且放大了窦建德军队的混乱，渡了河，突入了窦建德中军
2）在短时间内，窦建德先「召骑兵使拒唐兵」，然而「骑兵阻朝臣不得过」，于是「建德挥朝臣令却」，他的指挥出现了问题，加剧了混乱，于是「建德挥朝臣令却，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
连起来说，李世民快速的在短时间内，让对方的中枢指挥体系失效了。再进一步，直接抓获了窦建德，完成了「斩首行动」。这样以来，就快速瓦解了夏军的核心战斗力。俘获了五万人。
鉴于俘虏人数之多，就直接解散解散夏军，都没资源囚禁、整编他们。
所谓「兵不顿而利可全」，这一战，演绎的淋漓尽致。
我以前研究这段历史，感叹机会这件事情，其实是跟人的能力，密切关联的。
我相信李世民在突击之前，已经预料到了夏军的这种指挥体系失效的情况。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情报工作的人，经常自己亲身上前线，调研情况。夏军的朝谒时间、士兵组织状况等，他已经都已经清楚了。
换了另外一个将领，哪怕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也未必有能力去付诸现实。例如这需要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快速突击对方防线杀入指挥中枢，瘫痪对方的指挥体系。这对于军队素质和领导素质，都是高要求。
时间窗口，就那么大。如果让窦建德缓过神来，开始指挥部署，那么可能反而就是唐军被包饺子了。
这就像销售工作中，有个电梯法则。就是假设你跟客户有共同上电梯的机会，你能不能就用这么点时间（30秒左右），打动客户给你面谈机会？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那么跟客户上电梯，就是机会。反过来，没这个能力，那就谈不上什么机会。
机会取决于能力。
很多领导者，都在焦虑于市场机会越来越少了，不像以前。但是他们很少意识到，其实真正的瓶颈不是市场机遇，而是自身和企业的能力。
对李世民这样水平的人，几乎任何时代都充满了机遇。
窦建德军队这个混乱，对别人可能不是机会，对李世民，就足够了。
拿下了窦建德，王世充看大势已去，开门投降。从避免攻城巷战的角度，李世民算是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世民本来是打洛阳王世充的，结果一战平定了河南、河北两大势力，统一了中原。
这一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后果，就是延长了李世民经营河南河北的时间，把中原变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对于一战拿下两大势力的李世民，作为皇帝的李渊，也发现这简直是太大的功劳，现有体系没法奖励了。于是李渊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天策上将」，位在百官王公之上，仅次于皇帝和太子。
而且，天策上将，有开府（也就是自行任命官员建立官僚组织）的权力。
这样一来，中原之战后，李世民携不赏之功，权力势力惊人。这种情况，在封建帝制下，已经不可能有退路了。要么等到太子上位之后等死，要么就逆袭上位。这就把唐的政治轨迹，推向了玄武门之变的轨道。
从民众的角度，李世民快速打下河南河北，统一中原。结束了内战，也是幸事。
而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本身当时的局面，割据势力众多。唐高祖李渊的能力，相比窦建德、王世充等人，并不见特别突出。如果没有李世民这样的军事天才，很可能又是长期的分裂战乱之局面。
就像如果中原之战，窦建德来援，李世民退军。那么可能就如同李世民所说「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接，后必难图」。
而且当时，突厥强盛。
及隋末离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称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李渊称帝前后，也接好突厥，大量送礼，以维持北方安定。
尽管如此，从唐建国至唐太宗即位之初的八年间（武德二年至九年，即619年至626年），突厥八次入侵。
武德二年，始毕可汗援助割据北方的刘武周而大举南侵。
武德三年，处罗可汗又大举入侵。
武德四年，颉利可汗奉杨政道以伐唐。
武德五年，颉利可汗再一次入侵太原。
武德六年，突厥为争夺马邑（今山西朔州）与范君璋（刘武周妹夫）而南侵。
武德六年夏，突厥大举入侵幽、并、朔、原、渭等州（今河北大兴、山西太原、朔州，甘肃固原），秦王李世民屯兵并州以抵御突厥入侵。
武德七年，七月至九月突厥乘杨文干反叛，又大举入侵。以兵使范君璋进犯朔、并、忻三州，并有南下进攻长安的势头。因此，此时的唐王朝有迁都南下以避突厥屡次入侵之议。后经李世民亲自驰骑阵前说和亲之事，突厥才受盟退去。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突厥人第八次大举南侵，并直接兵临长安城下。
看了突厥这些行动，我们回过头再看李世民中原之战。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出征，武德四年五月拿下窦建德从而逼降王世充，中原统一。
而武德三年，突厥处罗可汗去世，内部出现了权力移交问题，最终没有立处罗嫡子奥射设阿史那摸末，改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
这样一来，突厥因为内部权力问题，暂时没有特别多的精力来操控中原搞势力平衡，甚至自己亲自大规模出兵。就这么一个空档期，李世民已经把中原拿下了。
等到武德五年，颉利可汗再一次入侵太原，唐朝可以腾出手来应对了。
设想一下，如果是李世民中原之战，拖到武德五年，那就严重了。在中原打的你死我活，如果突厥再入侵，唐根本没有资源可以调动了，非常的危险。也就是孙子说的：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哪怕是不灭，唐也只能在割据状态，中国又变成天下纷争之局，甚至被突厥进一步入侵。
那样的话，整个中国后来是什么局面，就未可知了。也许中国历史要大幅度改写。
突厥人的角度，以前是玩平衡的。各个势力都要交好突厥，躺着收保护费不要太爽，出兵打通常也是打代理人战争。比如突厥二年，始毕可汗援助割据北方的刘武周，跟唐开战。
然而唐朝快速崛起，趁着突厥CEO换位交接，把各种势力都平了，突厥就只好自己下场了。而统一了中原和南方的唐，也就有了跟突厥叫板的实力。
天策府：知识型组织
武德四年，拿下王世充窦建德后，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设天策府，也就是李世民的僚属机构。
李世民组建了一个50来人的随从集团，里面有诸如：杜如晦、房玄龄、李靖、尉迟敬德、程知节、侯君集、秦琼、长孙无忌、柴绍、罗士信、史万宝、李勣、刘弘基。
这当中，很多人一开始来自于唐的敌对势力，后来被李世民收编。例如尉迟敬德来自宋金刚势力，李勣、程知节、秦琼来自瓦岗军势力。
李靖本来是李渊的隋朝同事，要告发李渊叛变，后来被李渊抓住要处死，被李世民救下。就在李世民平定中原的时候，李靖带领唐军平定了南方（南征军队名义上的副职 ，实质上的主导）。
在设置天策府时，李世民也开始把注意力，从军事转向政治、文化。
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
从精英教育角度来讲，当时的天策府，可以说是高质量的知识型组织。各种高水平的人才，充分讨论交流，这样的环境，对于李世民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
从另外一个角度，李世民这人非常好学，属于学神水平。但你要说他在天策府开文学馆，一下班就去研究交流，就是单纯为了学习文化，反正我是不信的。在那个时候，他的思路，应该更多的已经在考虑治理天下。而天策府，就成了他将来治理天下的基础班底。
玄武门之变
到了武德九年，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冲突，已经势成水火。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李渊，整体来说偏向于太子一派，因此李世民的情况变得更为恶劣。
我觉得深层次看，李世民作为唐的军事最高负责人，代表了唐朝开国的军功集团，和李渊代表的皇权集团，本身就有所冲突。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纷争，是这一冲突的表面。
军功集团和皇权的冲突，历代往往都有。在唐的特殊性在于，李世民本身就是李渊的嫡子，从法理上讲，是可以有合法的继承皇权的。
如果李渊愿意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很大程度可以缓解这种矛盾，实现整合。然而李渊最终还是维持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这样一来，太子和李世民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李渊之所以没有降罪李世民，我觉得除了父子之间的情谊（尽管这个情谊多大分量，对于君主难说），一个重要的考量在于，如果要彻底解决李世民的权力，就意味着要对军功集团、整个军队和文官体系，进行大手术大清洗，这势必意味着大动荡。中原和南方刚统一没几年，说不定又要重新陷入纷争之局。
更何况，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突厥，虎视眈眈。如果李渊自己把最出色的统帅给废除掉，那简直就是自毁长城。
从这个意义上，也许是突厥这个唐最大的敌人，在关键时刻保证了李世民的基本安全。
尽管李世民的地位表面上如故，但建成元吉，已经开始陆续把天策府的人，调离李世民身边。
当时突厥入侵，这次李元吉拿到了出兵的统帅权，并且要求将天策府的精锐由他带领。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和天策府决定动手。这种动手的方式，又是典型的李世民战争风格，怼住之后抓住机会反杀，一战而胜。
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李世民举报建成、元吉淫乱后宫，这样李渊必然宣召两人入朝。 注意看李世民这句话「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他把兄弟跟王世充、窦建德并列，也就是把太子、元吉看作战争敌人了。而李世民无论此前如何犹豫纠结，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就是非常可怕的对手。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
这次玄武门之变，跟虎牢关李世民破窦建德一役，有惊人的相似。李世民又是采用斩首行动，直接杀死了太子和元吉，瓦解对方核心势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最高统治者李渊，逼迫李渊交出了权力。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两个月后，登基成为皇帝，李渊退位为太上皇。
从政变的角度，玄武门之变，杀掉了李建成、李元吉以及两家的男性子弟。加上宫变时阵亡的官兵。除此之外，国家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就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相比大多数政变，往往带来官僚体系、军队、民众的动荡和流血，甚至内战，这次政变也算是「兵不顿而利可全」了。
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李世民本身的策略，也是因为他在唐开国中，巨大的功绩。唐朝上下，觉得他做这个皇帝，也是理所当然。
兵不顿而利可全：对外战争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两个月，李世民登基，成为大唐的第二任皇帝。
刚上任，突厥人大举南侵，兵临长安城下。
癸未，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
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立骑迳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瑀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心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
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仗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在此之前，李世民作为军队统帅，曾经多次跟突厥对峙，突厥知道李世民不好对付。这次看见李世民已经登基，唐朝内部稳定，军队整齐，于是突厥收了笔钱撤兵，突厥可汗也给了唐朝马三千匹、羊万口。
最后李世民讲了那段话，意思是打败突厥不难，但国家初定，应该要休养生息，避免结怨。又回归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逻辑了，要追求低成本高收益，不搞消耗战。
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并且挑拨颉利、突利二可汗和突厥与铁勒诸部的关系。627年，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反对颉利可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落对其变革国俗和推行的政令不满，借唐朝的册封册立而另立薛延陀为可汗。突利可汗也暗中与唐联络，并与颉利可汗决裂。
同时东突厥又遇到大雪气候，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突厥势力渐弱。唐太宗于629年八月任命李靖、李世勣、柴绍、李道宗等为行军总管，出兵征讨东突厥。630年三月颉利兵败被俘，东突厥灭亡。唐朝在东突厥突利可汗故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颉利可汗故地置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
这是贞观四年，距离渭水对峙仅仅过去四年。唐就瓦解了当初「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的突厥，一战而定。
接下来在李唐时代，伴随着国内的贞观之治，唐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和外交活动，经营西域。
通常而言，发动一系列战争，是非常消耗国力的。但唐初貌似是一个例外。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李世民时代唐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灭国级别，一战而定，没有卷入长期消耗。
而且因为唐军这种一战灭国的能力，引发了其他国家、部落的畏惧，因此很多时候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甚至引发其他国家、部落主动寻求唐的联盟、庇护。
同时，因为唐军把战场，从中原内地，推进到了西域，避免了战火对国内的破坏，因此有了稳定的内部发展环境。
唐朝的扩张，重新掌控了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这又为唐朝的繁荣，加入了国际贸易的因素。
今天我们谈到奢侈品出口，都会想到法国。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古代很长时期，中国拥有最强悍的奢侈品：丝绸。
例如在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基督教会的法衣、祭服、挂幕、祭坛装饰概用丝绸。
丝绸这东西当时只有中国能产，而且携带方便，利润极高，是非常好的国际贸易产品。
唐打通西域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西域重新开始繁华，作为西域与内地交接点的敦煌，也就成为了文明、贸易的交汇点。
有趣的是，李渊太原起兵时，李世民的封号就是「敦煌公」。
那个时代，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进取精神、开放心态、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这跟李世民这个领袖的个人气质，关系密切。
领导者的心态
李世民，是典型的心智强大。从心态层面，我们谈到4个要素：
- 主动性
- 责任感
- 价值感
- 安全感
李世民4方面都很高。
因为责任感强，他要实现执政的高水平，所以他强调要通畅沟通，欢迎反对意见，并且树立了魏征这个典型，「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因为价值感安全感高，所以他哪怕面对各种反对意见，也可以理性面对，择其善者而从之。
而他之所以有高安全感、价值感，又跟主动性和责任感关系巨大。
李世民遇到事情，不被眼前的困难给吓到，而是积极的想办法、学习，「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因此做出了高水平的结果，也大幅度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建立了跟军队、士大夫、民众的影响力。这样提升了自己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形成了正向循环。
心智水平高的领导者，更关注自身内在因素，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也就容易形成正面心态的循环。
低心智水平的领导者，更关注外部资源、条件。因此心态上偏向于被动，有依赖性。因为有依赖性，就容易导致低价值感、低安全感，反过来就更容易导致被动、依赖性。这样就形成了负面循环。
领导者的很多思维行为，都可以从心态层面上找到根源。
例如，创新型领导者，因为正面心态，更关注发展人发挥人；而资源型领导者，因为负面心态，往往更倾向于防范人限制人，从而实现自我保护。
资治通鉴的完成
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丰7年），司马迁花了19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编年史，该书从公元前403年的春秋时代开始，到公元959年，五代后周截止，横跨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
宋神宗觉得这本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于是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完成，在帝王之道的策略知识体系的「历史」层面，又添加了一块重要的内容。成为后世精英阶层，学习的重要资料。它自身也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经典。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资治通鉴的完成，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帝王之道」的精英教育体系，进入了第三个时代。一方面，它成熟了。一方面，它退化了。
帝王心术：僵化的帝王之道
本章开篇谈到，围绕「帝王之道」的精英教育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
- 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学术思想基础
- 成长时期：从秦汉到北宋，以司马光写出《资治通鉴》为结束
- 僵化时期：从南宋到清末
我们前面谈的诸葛亮、李世民，是在成长阶段，孵化出的顶尖的领导者。这两位，一位是中国历史上人臣的典范，一位是皇帝的楷模。
他们都是一流的学习者和创新者，有丰富的知识结构，强烈的主动性和进取精神。
从治国的角度，他们也是兼收并蓄，兵家、法家、儒家、道家、纵横家等思想，择其善者而从之。都是发挥和发展了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传统是儒家思想导向。其实从精英阶层的知识体系和实践路线而言，并非如此。
汉宣帝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
从孙子兵法的角度看，指导性的原则，是「兵不顿而利可全」，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军。基于这种目的，需要各种策略的组合。
然而到了宋朝，从立国开始，领导阶层的进取精神，就明显的衰落了。例如过度的重文轻武，将内部势力压制与平衡，远远放到了开拓进取之上。
而随着科举制的的成熟，一方面给了知识分子阶层跨越的机会，一方面，考试、学术、教育的关注点大幅度的倾向于儒家思想。
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诸子百家兼收并蓄的时代过去了。
精英阶层也越来越目光狭隘。
公元1127年，资质通鉴完成后的几十年。金兵攻破了汴梁，俘获宋徽宗、宋欽宗，北宋终结。
当时宋朝的经济实力，全球第一。宋军数量也很庞大，而且还占据了汴梁城，金军进攻的军队数量，还没有宋军守城的多，而且各地援军还在赶来。
那这种情况，汴梁怎么被攻破的呢？
那就要归功于皇帝们的一系列傻逼操作了。
例如当时皇帝，相信一位跳大神的，说他可以召唤天兵天将，赶走金兵。于是开城迎战，金军乘机入城。
然后就是南宋。
儒家们开始在各种细节上钻营，例如「女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应的是，整个精英阶层，没有安全感（连国防都搞不定）、缺乏价值感。心态的负面，导致进一步的自我保护，于是操控内部人心，搞平衡，就成了最关注的话题。
这样的趋势继续到明清。
帝王心术，成为了皇帝最关心的话题。就像一家大公司，到最后，管理层不是关心业务发展、生产力提升，而是如何在内部搞平衡，确保自己牢牢抓住权力。
这时候，一个矛盾的事情是。一方面，皇权更大了，例如明清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抓住了行政权，貌似对官僚阶层的生杀大权，也尽在掌握。
而从另外一方面，皇帝的思维和行为，空间又越来越小。就在儒家治国框架下、帝王心术里，转来转去。皇帝更像是职业经理人，按照公司流程完成工作。
清代很重视皇子教育，其中一个基本措施，是要给皇子请大儒为师。然而大儒，其实也就是那个层次。你让循规蹈矩的人，如何培养能够打破规则的领导者创新者呢？还不是就能培养个职业经理人。
官僚阶层，同样是如此。
整个精英阶层，已经没有了进取心、创新能力，从皇帝到官员，都成了为体系打工的。
既然大家都是打工，关注的是权力和利益，那么心术就成了显学。
而此时的西方，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的征途。
于是最后，中国就要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三千年未有之变」了。
第三次精英教育革命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好描述了精英教育的范畴。
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爱智精神），基本出发点是「修身」，一个人要承担对自己的责任要实现自由，就需要有智慧，追求真理。
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帝王之道），基本出发点是「治国平天下」，重点是对社会的责任。
而本章要讨论的第三次精英教育革命（职业经理），基本出发点是「齐家」，如何管理公司。重点是培养商业精英。
它的核心代表，就是今天商学院的MBA项目。
MBA教育
谈到商界的精英教育，从目前来看，最为体系化的最成功的，是MBA（包括EMBA）教育。
MBA的全程是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商业管理硕士）。这里「硕士」从Master翻译过来，其实我感觉已经失去了最早那个意思，请大家自行理解原意。
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建了沃顿学院，被认为是MBA教育的开始。
大概是2004年，我见过一位创业者，他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于沃顿商学院。
我就问他，那当时你进去应该很难吧？
他说不是，说在那个年代，沃顿商学院其实并不热门。是后来咨询行业、投资银行业招聘强调MBA学位，才带动了人们对商学院排名、顶尖商学院的追崇。
在彼得·德鲁克的《旁观者》中，有一章《斯隆的专业风采》，讲德鲁克接触研究通用汽车的故事，其中有一段：
我请教布朗，首先我应该见谁，他建议我去找布来德利（Albert Bradley）。
「他是我们的最高财务主管，将继我之后，担任通用的执行副总。往后，将成为我们通用的总裁。（他说的果然没错。）和其他年轻人相比，他是斯隆先生和我身边最不可或缺的人。公关部门会给你有关他这个人的资料。」
然而，公关部门交给我的主管背景资料中，独缺布来德利的。他们不是说「暂时不在这儿」、「明天再给你」，就是「现在我们手边没有，请等一下，我们再从另一批文件中去找。」显然，布来德利的过去似乎有「不可告人之处」。我跟布朗说起这件事时，他笑着说：「我会把他的资料给你，请你告诉我，我们公关部门不愿让外界知道的，到底是什么。」我看了之后，实在找不出其中有任何秘密。最后，布朗终于为我解开疑点。
「你难道看不出他不只上过大学，还在密西根大学拿了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更糟的是，我把他带进通用。在担任公司第一个统计师之前，他还曾在那所大学教过几年书呢。」
「不错，」他接着说，「你可以发现在美国企业界有不少大学毕业的管理人才，至少老一辈的是如此，通用则有更多这样的人才。斯隆先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士，我是弗吉尼亚综合技术学院出身的，而我们的董事长威尔逊先生从卡内基大学获得学位的。但是，我们特别标榜那些从基层苦干出头的人，譬如现在主持空军生产制造计划的克努森（Bill Knudsen）将军，就是我们的前任董事长；卡迪拉克的德雷斯达特（Dreystadt），当年是德国梅塞德斯车队里的一个’黑手’；别克的克提斯（Curtice）还有雪佛兰的科伊尔（Coyle），小学五六年级就辍学去当伙计了。说到博士学位，可真’丢脸’。布来德利企图以时间来洗刷这项’污名’，我们也尽量替他隐瞒这件事。」
然而，35年后的今天，要进通用当主管，非得要有大学以上的学历不可，而且通用汽车还特别强调他们主管阶级的学位。但是，在40年代，除了从事研究的化学家外，博士学位却是见不得人的头衔。布来德利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爆发，克努森离开通用转任军职后，才敢在表链上加上大学荣誉毕业生（Phi Beta Kappa）纪念的发条钥匙。
我当时读到这段，就挺感叹。
很多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例如进大公司要有高阶学位，可能也就是短短几十年的历程。大多数人本能认为教育就是这样，迷信学校和学位，却不会去探索根源。
职业经理人的兴起
当时通用汽车的CEO，阿尔费雷德·斯隆，是商业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摘录百度百科的介绍：
第一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二十世纪最伟大CEO，通用汽车公司的第八任总裁，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首创人。他所领导的通用汽车公司向美国人展示了外形和颜色各异的雪佛兰汽车，宣告了T型车神话的终结。在担任通用汽车总裁职务的23年里，阿尔弗莱德·斯隆对现代工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创立了一整套管理大公司的制度。在他的领导下，通用公司变成了一个组织严谨、井井有条的巨人。一个谈吐文雅、身穿灰色法兰绒衣服的职业经理人时代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大公司的管理制度是从阿尔弗莱德·斯隆的通用公司开始的。
前面我们谈到，工业时代需要两种工人：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
亨利·福特这样的工厂主，创建了巨大的流水线工厂。大规模流水线工厂，产生了对大量蓝领工人的需求。
这种流水线，是有形的。
而斯隆，创建了一套管理大公司的制度，让大公司变得组织严谨、井井有条。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将生产流水线的原理，应用到脑力劳动中，把企业工厂化。
例如今天，很多大型的管理有序的外企，它们的白领工作，分工非常明确，一环扣一环。
这种大规模的工厂型企业，催生了新的群体诞生：职业经理人（Professional Management）。
这些职业经理人，需要熟悉大公司的管理理念，能够完成规定的管理任务。
其实职业经理人群体，尤其是基层的，本身也是大规模生产线上的一个工种，就跟蓝领工厂里面的领班啊之类一样。
管理任务明确具体，是成熟体系下的执行。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大家理解职业经理人，往往相对理解得高大上，例如不是老板的CEO之类。其实工业化企业体系中，基层管理者，往往也是在这个概念里。
理解职业经理人，我觉得基本的是三点：
- 处于大型流水线型企业体系中
- 以管理为核心工作
- 在管理方面有专业技术
从上到下，职业经理人形成了企业的管理层级。
哪怕是CEO，按照字面的意思叫做「首席执行官」，是「执行官」。而不是最高的决策者，CEO也是打工的，向董事会负责。
今天，因为很多知名创业公司本身老板就是CEO，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MBA教育的兴起
对于职业经理人群体，如何培养呢？
工厂型组织，强调的就是可批量复制，工人可替换。
职业经理人群体，本质上也是工人，虽然是高阶工人。
MBA项目，适应了这个需求。
在MBA项目中，重点是各种管理概念、知识、工具，这些东西本身就来源于大公司的运作，例如财务会计管理等。
掌握了这些内容，在大公司流水线体系中，能够比较好的完成各种基本管理工作，在体系中完成自己的任务。
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体系本身是合理的有效的。MBA培养的还是执行层面的人，跟随者而非领导者。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了。
就是从表面上看，MBA培养的是企业的管理层甚至高层，这批人看上去是企业的精英，因此MBA看上去像精英教育。
然而，我们从精英教育培养领导者创造者的本质，发展智慧的角度，很难说MBA的重点在这里。它还是更像是大众教育的高阶版。
追根溯低，传统工业组织，本质上就不是希望员工甚至大多数管理层有智慧，有创造力的。你就耕耘好一亩三分地就可以了。
斯隆与德鲁克
阿尔费雷德·斯隆，不仅仅打造了大公司的管理模式，促成了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形成。而且，对于MBA教育，他也是一个有力的参与者。
斯隆1895年，以高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捐助MIT，创建了 Sloan Fellows program（斯隆进修项目），这是世界第一个，基于大学的在职教育项目。
在1952年，斯隆基金会捐助MIT成立了行业管理学院（MIT School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以培养「理想的经理人」为目的。在1964年，这个学院命名为斯隆管理学院，一直到今天。
斯隆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德鲁克记录了他的一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
1932年，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准备让凯迪拉克公司停产。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很可能会由此永远留在美国汽车产业的历史里。多数董事甚至打算很快就将凯迪拉克这个品牌注销。凯迪拉克公司里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德雷斯塔特的年轻工程师闯进通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中，请求大家给他10分钟时间，让他提出一个可以在一年半内让凯迪拉克起死回生的方案。
有一个与会的董事说：「德雷斯塔特先生，你了解吧？要是失败，你在通用的职业就不保了？」 德雷斯塔特说：「是的，这点我很清楚。」这时，斯隆突然大声说道：「我不同意。德雷斯塔特先生，你要是不能成功，你在凯迪拉克的工作当然就泡汤了，因为凯迪拉克已经完蛋了。但是，只要通用还在，只要我当家，一定会保留工作给一个有责任感、主动、有勇气和想象力的人。」他继续说：「您关心凯迪拉克的前途，我关心您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前途。」
在对通用汽车的研究之后，彼得·德鲁克写了一本书《公司的概念》，首次探讨诸多管理学的重点，很大程度上建立了管理这门学科，开启了管理热潮。
然而，斯隆对于这本书，有不同的看法。
斯隆对别人常展现风度和礼仪，对我也不例外。他不厌其烦地来帮我，为我解释他本人的工作和通用的运作之道。我必定赢得了他的赏识。几年后，在1953年左右，他计划以自己之力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斯隆管理学院，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和他谈了大半天，讨论他的计划。之后他说：「德鲁克先生，你不介意到这所学校担任教授吧？」
其实，他对《企业的概念》一书根本不以为然，而且相当排斥。然而，他并没有攻击这本书，只是视若无睹，当作世界上没有这本书存在，自己绝口不提，也不希望有人在他面前提起我的著作。威尔逊却把这本书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好几个朋友。斯隆说：「威尔逊先生，这点我做不到。你的朋友会以为你在帮德鲁克先生的文章担保。」斯隆在自己的书中提到多本有关通用的出版品，《企业的概念》这本特别针对斯隆的政策及其管理哲学进行讨论的书，斯隆却只字未提。多年后，威尔逊才告诉我，斯隆想呈现给世人和我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决定出版一本书，写他自己心目中的通用汽车公司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
在底特律以外的地区，看过我的书的人都认为我对通用相当友善，少有批评。但是，通用内部的人可不这么认为，大部分的主管都觉得我批评得太过严苛，甚至抱怨我跟通用有仇。我是批评了通用的劳工政策、对领班的待遇，以及他们的大部门比如雪佛兰和费雪不能做到分权等问题，并大胆建言，再过1/4个世纪之后，通用的基本政策必须重新调整——对他们而言，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说法。通用里的一个朋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假如你是通用的主管，一定会被放逐到芝加哥的电机部门，和那个胡言乱语的家伙去作伴。」不过，布朗真的被修理惨了，比方说布来德利就跟他说，对于这么一本「有损通用」的书，明明可以封杀的，为什么偏要养虎为患？
这一点或许能解释斯隆对这本书的态度，他自己出马写书的用意就更明显了——在他的眼里，我笔下的通用并不是真正的通用。斯隆很少因为别人的意见和他不同而生困扰，但是斯隆认为我处理的题材不对。在这本书中，我无意间建立的是「管理的学科」，但对斯隆而言，重要的是「经理人这个职业」，也就是他在自己的书中所要表白的。
斯隆是属于「做老板」的一代。他在23岁那一年向销售咖啡、茶和雪茄烟的父亲借了5000美元，买下一家财务严重亏损、濒临倒闭边缘的小公司——凯悦滚珠轴承公司，自己当老板，不出半年就转亏为盈。斯隆透视到这家公司创办人的盲点：最新型、快速的汽车需要的就是该公司的产品，这可是一个可观的市场。原来的滚珠轴承是为火车头和铁路货运车厢设计的，用在汽车上并不合适，于是斯隆加以改良，为汽车设计出新的滚珠轴承。
斯隆本来是亨利·福特的供应商，在1916年把公司卖给一个新的汽车零件集团之前，他一直是凯悦公司推一的老板。转手之后，他成为那个集团的最大股东，1918年，这个集团又转卖给通用，因此斯隆就成为通用的大股东。
在那几年中，也就是在通用的早期，和他交往过的人，不管是敌是友，都欢迎他来做通用的老板，这些人卖掉自己的财产，以成为通用的「股东」或是「董事」，却不能做「主管」或是「经理人」，斯隆把通用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些经理人也得以获得一些公司的股票作为主管奖励金。同时，美国大企业也进行相同的变革，以前是「老板」、「资本家」的时代，现在则是让「职业经理人」来独领风骚。对斯隆而言，这是重大的改变，他也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个真正专业的经理人，建立了第一个由专业人士来管理的大企业。
而亨利·福特还是停留在「老板」的阶段。斯隆于是明了为什么福特公司好景不再，特别是在福特执掌的最后20年，节节败退。沃尔特·克莱斯勒晚年也力图改变，希望自己的公司能从「老板自营」转向「职业管理」，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未能完成此一重大变革，斯隆因此了解克莱斯勒为何摇摇欲坠，像是扶不起的阿斗，不仅失去了向前冲的动力，也没有方向感。然而，通用由于有斯隆这个楷模，并有他的指引，终于成为一家「职业化」企业。所以，斯隆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后人讲清什么是「职业的经理人」。
《我在通用的日子》一书在全国大大畅销，可说是必然的，这本来就是一本精彩的著作。但是，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论点，也就是「职业经理人」，斯隆在书中却交待得不够具体，有些事情他根本故意忽略不提。（他几乎做每一件事都有清楚的目的，并经过周详的考虑。这点也是。）
这本书可说没有人物可言，只有名字。布朗也好，威尔逊或是布来德利也好，都是因为谈到某项决策或计划，顺便一笔带过，斯隆对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不加一个形容词，更别说赞美了。「朋友」这个字眼只使用过一次，是在提到沃尔特·克莱斯勒时，斯隆对他的个性虽然只是轻描淡写了几句，但已属例外。
斯隆也把自己隐形了。事实上，《我在通用的日子》书名有误，确切地说，该是《我领导下的通用》。主角是通用，而不是斯隆；斯隆只是写下一纸备忘笺的人、某个计划的发起人、主管委员会的成员或是和几个人一齐到德国买下欧宝汽车的人。其实，真正的斯隆是一个爱恨分明、做起事来专心致志、兴趣广泛，而且极其有趣的人——在书中却不留痕迹。正如前述，弗林特的通用技术学院是他花了无尽心血缔造的重大成就，他却完全省略不谈。他认为那是他「个人」的兴趣，和「职业」无关，因此逃不过删除的命运。他坚持不让编辑加入短短两页介绍家庭、童年和早期生涯的文章。一直到付梓的前一刻，他才勉强同意在这本满是图片的书中加入一张私人照片，上面是他的父亲、妻子、妹妹和兄弟。其实，他是个最顾家的人，和太太结婚50多年，一直恩爱如初。
斯隆多半把时间花在有关人事的决策上，在书中也没提到这一点，不把他那仔细研究出来的决策过程公诸于世；也没提到他对汽车安全的注重，他其实是汽车安全协会里最活跃的一员，也许只有眼尖的读者才会发现书中有一张相片，上面的斯隆正出席汽车安全协会的会议。他认为有必要把驾驶安全这一门课引进美国高中课程中，其重要性不下于建立通用技术学院。斯隆对工业安全的注重几乎到达走火入魔的地步，他极其重视厂房发生的意外事件，希望通用的厂房能做到「零意外」，这点也有丰硕的成果，却不见于书中的文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立下一个规则，凡是管辖区发生意外的领班，以及这领班的上属都立即停职接受调查，要是发生第二次意外，就得被撤职了。只有在第二次大战的那几年，领班工会势力日益强大时，他才稍微宽厚一点，不过自此之后，他不再多做让步。
这些事对斯隆「个人」来说都是非比寻常的大事，因此也就在书中省略不谈。斯隆认为「职业人」应该不能透露自己的兴趣、信念和私人生活，他得把这些和工作分开。对斯隆而言，对个人重要的，和专业是两码子事，完全牵扯不上。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外科医师不会因为自己精于盲肠的切割或是喜欢开刀，而割除别人的盲肠。他之所以进行盲肠手术，一定有诊断做根据，不得不如此。」斯隆之所以写作《我在通用的日子》，也是不得不如此吧。
人在管理理念中的地位
在前面摘录的内容中，彼得·德鲁克谈到了他们的分歧：
在这本书中，我无意间建立的是「管理的学科」，但对斯隆而言，重要的是「经理人这个职业」，也就是他在自己的书中所要表白的。
德鲁克和斯隆，他们在管理上，都是很有见识的人。然而，他们的管理理念，最终走向了两个方向。
这之间的核心差异，其实在前面我们摘录的部分，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在斯隆的管理理念中，人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而非鲜活的实体。因此他极力的避免，个人与职业之间有关系。
这正是工业时代管理理念的典型特征。管理作用的对象是「物体」，哪怕是人，这个人也是抽象的、机械的人，而非有情感、活生生的对象。
抽象到这个层次，才是可替换的。
这就像牛顿运动学，把各种各样的物体抽象为「质点」，统一处理，而不管质点本身的特征。
这样一种抽象，在工业时代，单纯从生产力的角度，大体有效。然而工业时代各种严重问题，例如劳资尖锐的矛盾，跟这种抽象有很大关系。
人是有情感的、会疲劳的，只有机器是没有情感、不知疲倦的。工业化管理，本质上是把人抽象当作机器去管理。
然而在知识型组织中，这种抽象就很致命了。
因为，知识型组织中，人的个体、以及人和人的互动，是组织生产力的基础。而传统管理理念，把人抽象化了，对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解，那就更谈不上高质量的管理。
彼得·德鲁克，尽管在一开始，研究通用汽车，谈到大公司的运作。但他把人放到了管理中基本的位置，关注人（知识工作者）的个体生产力，成为了知识经济时代，最伟大的管理学家。
半成品的知识型组织管理理论
知识型组织的理论体系，到现在还是半成品。
既然人是知识型组织管理的基础。那么，对人的理解能力、洞察力和培养能力，是有效管理的基本前提。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套有效理解和影响人的理论体系。
很多企业领导者，他们的管理错误很低级，例如对人的心理运作、沟通结构、权力、责任和能力的平衡这些基本概念，都缺乏认知。
原因也在于，他们缺乏系统化的、本质化的，对人的理解。因此管理决策很虚。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一套高质量的关于人的知识体系，从而让企业决策建立在对人的洞察基础上。
另一个通用CEO
斯隆开创了职业经理人时代。
在他之后，另外一个职业经理人，成为了商界典范：通用电气的CEO，杰克·韦尔奇。
1981年，年仅45岁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成为通用电气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CEO。在他任职的二十年，通用电气的市值由130亿美元到了4800亿美元，股东的年复合收益率达到20.9%。
然而，韦尔奇和斯隆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韦尔奇在任时，通用电气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让公司的每个业务领域都能在市场上占据第一名或者第二名的位置，任何不能达到该要求的业务都必须整改、出售或关闭。
让公司每个业务领域都能占据第一名和第二名，怎么衡量呢，财务数据啊。
有个说法是运营商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养儿子，一种是养猪。
韦尔奇这个定义，明显是养猪的做法。能养肥的就养，不能养肥的就杀就卖。
并不是说养猪就不好，这也是一种商业风格。然而问题是，如果公司是这种评估，那么，跟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本质上就有了冲突。
因为要「最有竞争力」，一家企业就需要放眼长远，去做很多短期内未必有收益，而且可能失败的战略性工作，例如研发。
做这些战略性投入，是不能太计较性价比的，而是往战略方向去砸资源，一步一步来。
这样一来，短期财务数据，就未必好看了。
如果你要公司每个业务都占据一二名，否则就整改出售关闭。那么，谁去做长期战略投入呢？
那恐怕就只能是，为了短期业绩牺牲长远竞争力。
这就像一个学生，家长要求他每次考试，都要考前三名。那通常这种学生很惨，不停的要为短期目标挣扎，难以有时间打基本功。
从这个角度，韦尔奇就像一个考卷优秀的学生。而乔布斯，则是自己写了本教材，然后其它人一看，妈呀，这些知识点才是考试重点啊，来我们赶快学啊抄啊。
资本支配下的企业
斯隆管理下的通用公司，主业聚焦于汽车业务。
而杰克·韦尔奇的这个目标来看，其实通用电气的主业已经不明确了，而是以财务作为核心的驱动标准，把股价、股东利润等放到了首位。
如果说的通俗点，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最能赢最能赚钱，我们就做什么。
如果一个人这样说他的理想，我们认为是这个人层次不高，虽然这个理想没啥错误。那么，对于一家企业呢？
比尔盖茨的使命是「让每个人的桌面上都有一台电脑」，Elon Musk的使命是「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相比之下，韦尔奇的设定，看上去就缺乏高度。
大概这就是企业家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的差距，尽管都是CEO。
韦尔奇这种设定，其实是被资本驱动的，资本以自身繁殖为核心目标。对于上司公司，华尔街往往就代表了资本的意志。
很多上市后的成熟大公司，是Wall Street Comany，管理层往往对华尔街（股票市场）唯命是从，做事情首先要考虑这个季度财务怎么样啊，分析师会怎么评论啊，股价会怎么反应啊。
我觉得杰克·韦尔奇，是Wall Street Company CEO中的顶级代表。从财务指标的角度他做的非常好，然而在那个年代，他也是被过誉了。
即使从单纯的财务指标来说，也有比杰克·韦尔奇更出色的。
很大程度上，韦尔奇的名声，跟华尔街喜欢这种类型的CEO，有很大关系。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华尔街简直是如日中天。打破这个局面的，是硅谷代表的科技势力的兴起，以及金融危机的到来。
资本对人的物化
马克思讲过，资本会物化人。
当一家公司被资本支配，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忽略人，无论是员工还是客户，只会关注财务上的数字，例如销售收入、利润等等。
什么时候资本会重视人呢？当人的因素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数字，资本不得不关注。
在资本支配的公司里，本能的会把人抽象化，更多的去考虑用管理手段去操纵数据，例如财务等等。
这样的公司，倾向于寻找能够符合他们要求的，执行管理任务的人。
好啦，经过MBA教育的人，有了基本的知识体系，例如财务、现金流等，是挺好的工具。
所以如果说早期，实业资本控制状态下，职业经理人更多的还是围绕主业。到后期金融资本驱动的时候，很多大公司里，经理人对业务可能都没多少了解，就在那里玩管理游戏和数字游戏，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核心需求。
当然，因为他们脱离业务脱离人，很多时候都会把事情搞砸。然而对于成熟的大公司，往往因为老本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干出数字来，哪怕搞砸了也未必反应出来，反正自己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了。
MBA名声的巅峰
在大企业盛行的时代，有两个行业，把MBA的名声，推向了巅峰。这就是投资银行业和咨询业。
顶尖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摩根斯坦利；顶尖的咨询公司，例如麦肯锡、BCG，它们招聘，往往是强调学历背景。要么是顶级名校的本科生，要么是一流学校的MBA。通常而言，对MBA的招聘，学校范围要稍微大一些。
这样一来，很多人就把读MBA，当作进入这两大行业的途径。
那么这两大行业，为什么这么火热呢？其实这也是时代的产物。
投资银行业不用说了，本身就代表华尔街。
而管理咨询业，它们的客户往往是大公司。管理咨询业在那个时代，代表了高层次的管理思想，为大公司服务。
整体来说，无论是投资银行业，还是管理咨询业，他们一个核心客户群体，都是大规模的公司。而这两者在形象上，感觉又不是单纯的服务角色，而是有比较高的价值感。例如管理咨询业指导大公司的管理，华尔街很大程度还掌控着大公司。
因为这两个行业服务于大公司，而且因为服务性质，定位高端，这两个行业中的顶尖公司，可以开出那个时代对大多数人可能是非常丰厚的报酬（除了IT行业），来吸引高素质的求职者，所以非常的热门。
然而吧，这些顶尖公司，其实选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那个MBA的学历，或者那个本科的学历，他们没那么看重专业知识。
反而是因为名校本身提供的筛选功能。
例如沃顿、哈佛商学院热门的时候，各种打破头疯抢。你能够进入这些学校，本身就已经是通过了筛选。
这些名校，除了保障人的基本素质，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为服务人员背书。
无论是投资银行业，还是咨询业，他们服务的对象，往往是企业的高层。
高层通常有资历，而服务人员往往可能很年轻，那么凭什么这些老资历会听你的呢？
专业服务行业，威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那么，名校品牌，就是一种背书，是提升威信度的方式。
这样一来，MBA教育，就更带上了精英光环。
但盛名之下，它那个实质，不仅仅没有提升，貌似还更水了。
例如，以前MBA是需要实际管理经验的，后来是是个人都可以申请。
问题是，没有经验，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法理解。
最后，很多MBA项目，就搞成了填鸭式教育。听上去案例式学习高大上，基本经验背景都没有，指望几页纸案例就真的可以聊出什么东西吗。
MBA教育的衰落
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再迈向智能时代。创造代替了生产，成为了社会创富的核心环节。
传统的大公司，依然是「生产流水线」导向，围绕「生产」优化。这些在今天依然存在，然而被边缘化了，难以得到高回报。
反过来，创新成为了社会的核心需求，而技术进步、以及工业普及，导致创造的成本降低了。
这就像十多年前，一流大学学生，很多人梦想进入投资银行，本质上是「帮别人上市敲钟」。现在时代变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自己说不定开一家公司，可以自己去敲钟嘛，岂不是更好。
如何培养领导者、创造者，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已经超出了工业时代MBA教育的范畴。
归根到底，MBA兴盛的历史时代结束了，所以MBA也就衰落了。
同样的，管理咨询公司，也是大公司时代的产物，今天管理咨询业，也失去了以前的光环。
管理依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核心理念，不再是工业时代意义上的那个管理。
这里面要补充一句，尽管如此，我觉得大多数人、大多数企业，其实连工业时代的管理精髓都没学到，需要补课。但这不是本书的重点。
新时代需要新思想、新教育。
第四次精英教育革命
回顾前三次精英教育革命。
- 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爱智精神（希腊）
- 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帝王之道（中国）
- 第三次精英教育革命：职业经理（美国）
再回顾本章中谈到的基本教育理念。
有两种类型的心智模式：依赖心智与自由心智。
| 依赖心智 | 自由心智 |
|---|---|
| 盲从规则 | 掌控规则 |
| 低主动性 | 高主动性 |
| 低责任感 | 高责任感 |
| 低价值感 | 高价值感 |
| 低安全感 | 高安全感 |
| 低理性智慧 | 高理性智慧 |
| 低人性智慧 | 高人性智慧 |
与之对应，有两种类型的教育模式：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
| 大众教育 | 精英教育 | |
|---|---|---|
| 培养目标 | 培养跟随者 | 培养领导者创造者 |
| 心智发展 | 形成依赖心智 | 发展自由心智 |
| 能力侧重 | 训练熟练技能 | 发展高度智慧 |
| 激励方式 | 外在激励主导 | 内在激励主导 |
| 主动性/责任感 | 低主动性责任感 | 高主动性责任感 |
| 管理理论 | X理论 | Y理论 |
| 责权能定位 | 限权限责限能 | 赋权赋责赋能 |
| 教育组织模式 | 团伙型工厂型组织 | 知识型创新型组织 |
| 关系模式 | 管教型关系 | 赋能型关系 |
要实现人的高度发展，核心在于心智层次的升级，走向自由心智，而这需要高水平的精英教育。
对两种心智模式再做细分，我们会产生4个层次的心智水平：
| 版本 | 名称 | 类别 | 特征 |
|---|---|---|---|
| 1.0 | 色狼心智 | 依赖心智 | 过度自我、强力推销 |
| 2.0 | 好人心智 | 依赖心智 | 服从规则、满足要求 |
| 3.0 | 理性心智 | 自由心智 | 理性洞察、爱智求真 |
| 4.0 | 完整心智 | 自由心智 | 感性洞察、深谙人性 |
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前三个版本的精英教育，从心智层次发展方向的角度，大致如下：
回顾前三次精英教育革命。
- 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爱智精神（希腊）=> 理性心智
- 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帝王之道（中国）=> 理性心智
- 第三次精英教育革命：职业经理（美国）=> 好人心智
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中国策略之学，都关注底层的理性思维能力。无论是求知、战争还是治国，理性精神，都是基础。
而在大工业时代产生的第三次精英教育革命，其本质还是培养工厂模式下的管理人员，大框架上服从规则。从心智角度，反而和前两次革命的立意有所下降。
当然，可以理解，本身MBA教育，并非作为人文素养上的精英教育而定位，上来就是职业专才的教育。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身处新的时代，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人」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从个体的角度，一个人要有完整的自由的心智；从组织和社会的角度，要有持续创新的能力，要能够高度的理解人、发挥人和发展人。
因此我们需要创造出新的精英教育，把「人性洞察」作为核心主题，发展出完整心智的人，实现理性智慧和感性智慧的兼具、业务洞察和人性洞察的并举。
这也是我写本书的目的，创造一本「人性洞察」的教材，作为第四次精英教育革命的入门基础。